◎洼西

这个世界，不管谁沦为弱者，都值得同情。”

太吉老师结束了她的讲述，目光散漫地看向天边。风停了，那些树叶、草株、野花似乎都不再有兴趣倾听什么，纷纷垂头陷入自己的心事。

19

我和太吉老师在和老杨分手的路口从日暮等到天黑，也没等来他和他的吉普车。

刚开始，我们没意识到这是一场无望的等候，每有一阵风在远处的林稍刮响，我们都会为之一振，以为那是吉普车的声音。当风呼呼刮到身边又奔向另一处时，心情便随着风声一起落寞。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我可以辨别风声了，而这时的等待，却更让人焦虑。

太阳一落坡，天光很快就暗下来。我这才发现，太吉老师已经好一阵没说话了。她一脸倦容，用军大衣裹住身体，斜靠在路边的草坡上闭眼休息。四顾沉入夜幕的群山，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慌。

夜空相继亮起一颗颗星辰，星光点缀下的远山近树隐入灰纱般的夜色，各自漠然相安。有那么一阵，风停了，四周没了别的声响，耳边全是空洞而连绵的嗡嗡声。我觉得这是夜的喘息。

我从老杨留下的书包里找到一盒火柴，就近拾了些干柴生起一堆火。火光一起，四周顿时暗了下去，夜的阴森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太吉老师睁开眼睛坐起来，招呼我靠过去，把棉大衣的一襟披到我身上。

她说：“铁超，不用担心，他们可能是车坏了。”

我说：“是的，应该是车坏了。”

我当然知道还有更坏的可能，但我不能说。

我双手合十，对着火堆念几遍六字真言，祈祷道：“山神保佑我的老杨平安归来！”

太吉老师突然泪眼迷蒙。

半夜，我们没有等来老杨和他的吉普车，却等来了从县城赶来的坐着吉普车的小扎西父亲扎西县长和一卡车民兵。两辆车一前一后在火堆旁刹住，弥漫出一股烧焦的橡胶味儿。扎西县长从吉普车上跳进交织晃动的火光和手电光里。太吉老师头也不抬，只机械地伸着手烤火。

扎西县长一脸急切，问道：“老杨没和你们在一起？”

太吉老师闷着头不说话，两行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淌下。

扎西县长转头看我。我鼻子一酸，说：“他去看河了，让我们在这等他，等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愣了片刻，说：“太吉老师，你和这孩子坐我的吉普车先回家，我带人去找老杨他们。”

太吉老师眼睛盯着火堆不动，开始抽泣。

“你放心回去，我保证带他们安全回家。”扎西县长伸手要扶她，被她躲开。

她说：“我得在这儿等他，我们约好了的。”

扎西县长无奈地摇摇头，留下两个人陪着我们，转身跳上吉普车，带着一卡车民兵，顺着老杨走过的下坡路走了。

火光映照下的汽车、人影，到来、离去，都像在梦境。不祥的预感四面扑来，让我脊背发凉，鼻子发酸。我不敢抬头看太吉老师，我怕眼神交汇的一瞬间，她会像暴雨中的泥堆一样坍塌。

老杨，这个认识不到一天的人，突然给了我别样的思愁。

老杨终究没有回来。他和那辆崭新的吉普车，还有他的司机，在匆匆赶回的路上，从一壁青崖前的高岸坠进汹涌的硕曲河，成了他拦河发电梦的第一块填石。

我后来回想，从色尔寨坐上吉普车开始，一切似乎都有预兆。我就像被太吉老师邀请的看客，听她把半生的故事讲出来后，见证她与给她最好故事的人永别。这个悲剧，像是早已预知又无力阻止。

20

太吉老师是老杨死后的第二年初春离开乡城的。听小扎西说，县里把唯一的内调指标给了她这个烈士遗孀，去的地方是省城，一个温暖而潮湿的大都市。

她是坐大邮车走的。那天，我和阿妈在邮电局门口的大柳树下，和送她的人们站在一起，阿妈提着一篮子用荞糠垫着的鸡蛋。绿邮车轰鸣着开出邮电局大院，停到大树下，太吉老师从副驾位置上下来了。

她戴着一顶黄军帽，把头发都塞在里面，十分消瘦憔悴。

她和一字列开的人们一一握手。我牵着阿妈的手站在最后，紧张地看着她越来越近。我没看见她流泪，也没看见她有多不舍。她就和我头顶初发嫩芽的老柳一样冷峻漠然。直到看见阿妈和我，她眼里才泛起一层泪光。阿妈上去抱住她，抽泣起来。我也流泪了，阿妈和她相拥的影像从此烙印在了我心底。一些已经和太吉老师道过别的人，又说着些琐碎的话，上去围住她们。

太吉老师对阿妈说：“大姐，我到地方以后，会给你们写信。大哥坐牢回来时，一定要告诉我。”

阿妈的抽泣变成了压抑的呜咽，气氛陡然变得凝重了。邮电局大门外的空气中，终于有了一丝离别的伤感。

邮车转过街道尽头的大弯，货箱篷布在风中急速抖动，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反射出一道亮光。在我记忆里，那也是太吉老师离开乡城和我们的样子，仓促，决绝。

擦干眼泪的阿妈牵着我的手走过街道，一高一矮两个影子投在地面，街道清寂如故，心情只剩落寞。我觉得我和阿妈也在离开一个地方，但这地方并不在我们所能感知的天地间。

21

我和太吉老师在省城重逢，是二十年后了。站在二十个三百六十五天汇成的河流下游，蓦然回首，满目的波光潋滟，满目的百转千回。

她走后的前三年，我们一直通着信。第三年冬天，阿爸出狱，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却被贴上纸签退了回来，纸签上用圆珠笔写着“查无此人”，字迹潦草却力道十足，把纸都划破了。

同样和她通了三年信的小扎西，也被退信了。我意识到太吉老师可能不在原单位了，并且，她似乎在有意隐瞒她的新地址。小扎西告诉我，他父亲出差时特意去太吉老师的单位问过，得知她辞职去了外地，单位里谁也联系不上她。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也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题。阿妈发了半天懵，说：“这孩子，好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她一定是遇上啥事了！一个女人家孤零零在外地，是多么可怜啊！她怎么不回来？咱们可怎么帮她才好呀？”

阿爸黯然点头，说：“事儿肯定小不了。如果她回乡城，就是卖房卖地，咱也得帮她。”

我为父母的话而感动，尽管我的担忧和难过远胜于他们。连续很多天，我一闭上眼，就会有个画面出现：太吉老师逆行于一条雨水成流的雨街，与满街神色漠然的男女迎面相错。人们都撑着伞，踮着脚尖蹦来蹦去，只有她披一件黑雨衣，趟着雨水摸索前行。纷扬的冷雨，阴暗的街巷，孤独的背影……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凭空想象出这样凄然的画面，也许，是积忧成疾吧，只不过这疾，是心病。

一年多以后，家里已经很少提及太吉老师了，父母偶尔说起，语气里的悲悯和担忧也淡了。我不怪他们，因为就连我想起太吉老师时，扯着肉连着筋的疼痛也在渐渐消失。当然，我也会为自己的健忘和无情愧疚。

后来的岁月里，我的生活如风中的尘土般漂浮不定。这几乎是一代贫寒子弟的写照。从小学一路磕磕绊绊读完中专，我放弃到偏远牧乡教书的机会，闯荡社会七八年，最后应聘到省城一家都市报当起了记者。有时我想，我和这份职业的缘分，在小时无师自通写出红军万岁时就已经注定。多年来，我已经很少想起太吉老师了。

而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小扎西，在父亲的庇荫下，早早进了县计经委工作，如今当上了县矿产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命运，恰是一帮权贵子弟的写照。

去年，小扎西邀请我到他公司里任职，我婉拒了。他有些失落，说：“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成功的道路有多条。我走的是一条捷径，因此无论我多努力，成就感都会打折。而你不管如何选择，活出的都是自己的精彩。”

尽管我不认同小扎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但心里并无不快，反而有几分感动。因为他说的是朋友话。

22

那天，时值下午，我一个人走过省城的红牌楼街头，看见高架桥大门坊对面凹陷下去的小广场里，有一群大妈在跳舞。放地上的扩音盒里播着一曲藏歌，竟然是乡城锅庄《德嘎布》。毫无征兆间，《德嘎布》的旋律迸着星星火花，照亮我记忆深处一位美丽的精灵般的舞者。

我不禁轻唤出一个名字——太吉梅朵。这名字犹如咒语，刚一出口，眼前的舞池中便出现了记忆中的舞者。天啦，是太吉老师！她一袭红裙，排在环形舞队的最前面，轻盈踏出一串地道的锅庄舞步，依然如年轻时般窈窕动人。

一眼认出阔别的太吉老师，我并无惊异。就仿佛当年起舞的她一直没停下来，用一曲《德嘎布》荏苒了二十年光阴。

我一声“太吉老师”叫出，她停下舞步抬头看向我，也在瞬间唤出我的名字——铁超！我们似乎都把记忆快退到了遥远年代的同一时刻，这乍然的相逢，平常如一次路遇。

人车嘈杂的红牌楼街头，擦身的几率大大高于相逢。我们像是循着熟悉的气息到达了彼此。也像命运的原野里，只有我们是站立着的风景，抬头便可看见彼此。

两股同根同源的灰尘，奇迹般地汇合于红牌楼街头了。我握住她汗津津的手，感觉握住了一把指骨，只她清澈的眸子和浅浅的酒窝里，风情一如往昔。关于她，关于我，关于我们，关于旧年的美好和忧伤，如顶破浓雾的山峰，一寸寸从脑海中苏醒。

这个平常不过的炎热起来的初夏的下午，这个平常不过的人车交织的闹市街头，我和太吉梅朵老师宿命般邂逅，宿命般续上了前缘。

我们握着手，在树荫里的石椅上坐了下来，只相互打量着，并没有马上进入热烈的交谈。《德嘎布》的乐曲中，大妈们不时把目光扫向我们，把舞步踩得七零八落。

待到情绪平复，我问：“太吉老师，这些年过得好吗？”

这是一句俗套的话，但对于久别重逢的我们，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话。

她沉吟片刻，点点头说：“还行。离开乡城后，我在省城又找了个男人，是运输公司的调度员，姓李。他也是个好人，可惜，在一次车祸中死了。之后，我辞职去了重庆的一家企业，两年前退休回省城，独自一个人生活。你瞧我这命，死了一个老杨，又送走一个老李，都是那么好的人。我不想你们担心，也不想被乡城人议论，所以多年没联系你们。”

我听得愣住了。她把坎坷曲折的二十年，一股脑装进了干瘪瘪的一段话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静静地看着她，有那么一瞬，竟然走神了。我定定神，说：“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回乡城安度晚年吧，菩萨不会总亏待好人，我们都一直想你回去呢！”

她把脸扭向一旁，极力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白皙而松弛的皮肤，在脖颈处耸起一条棱来。她说：“走吧，回家喝茶！”

23

离开红牌楼，我们顺着人行道走了约十分钟，转进一个老旧的小区，大门口有几位穿着汗衫摇着蒲扇的老汉在下棋，看见太吉老师和我，其中一位抬头招呼她：“回来啦？”

小区里几棵高大的榕树遮天蔽日，树荫下有一个飘着水葫芦的池子，池壁上爬满湿漉漉的青苔。

走进单元，楼道昏暗狭窄，楼梯扶手上满是经年的尘垢。太吉老师住在五楼，开了门进去，客厅里的家具陈旧简陋，像是住着一位随时准备搬离的人。

太吉老师泡来两杯红茶。我们坐到客厅前的阳台上，一抹夕照映红了天边。这是饱受雾霾侵扰的都市难得一见的天气。梭罗说过，城市是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此时的视野里，夕照中的城市藏起了孤独，在一片蝉鸣中焕发出迷蒙而温馨的烟火气息。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起来，聊分别后的事情，聊亲朋的近况，慢慢地，变成我说她听了。

我说的全是乡城，把与我们共同的往事有关联，觉得她会感兴趣的事一件件说出来。不知不觉间，都市报记者的职业本能让我滔滔不绝起来。

我说乡城变化很大，县城已经有了十几条宽敞的街道，邮电局大院成了街心花园，种上了薰衣草，天气晴朗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铺天盖地；我说小学同学们个个有了出息，好多人都在县城周边盖了新房。他们都记着她说过的做一辈子朋友的话；我说城区小学铺上了塑胶跑道，办公楼里安上了电梯；我说虫草和松茸都能卖上好价钱，远近寨子里的家家户户都富裕了；我说色尔寨老人都用上了手机，转玛尼堆的阿婆们也会在歇气的时候刷微信和抖音……

太吉老师幽幽地冒出一句：“多好啊！”

我说硕曲河上架了一座新桥，十分钟就可以从色尔寨到达对岸的寨子。只是那种隔着河的乡愁，再也无处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