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24年03月15日
◎榆木/文 胡廷辉/图
别人说,真正炙热的深爱一个人,最大的表现方式就是以我之姓,冠你之名。如果说最大程度的深爱就是把两个原本无关的事物紧紧相连在一起,提起一个就能想到另外的一个的话。那我想,甘孜之行所闻所见中,碉楼之于丹巴,丹巴之于碉楼,应该是深爱的存在了!千碉之国的人民是有多么的热爱碉楼才会把自己的名字和碉楼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衣着艳丽、高挑健美、轮廓分明、深情妩媚的丹巴美女,实现了所有女孩子心中的浪漫的公主梦,少女心,是丹巴浪漫唯美气息代表的话。那么笔直挺拔、棱角分明、饱经风雨、巍然屹立的碉楼,则是丹巴阳刚之美的代表。
相传,很久以前,丹巴乃至嘉绒地区是一处广漠的原野,花草茂盛,万物生长。盘古王开天地,茫茫的荒野劈成重重峻山,叠叠沟峡。变更的地貌使散落的先民们在林边山脚修棚屋,艰难地生活。灾荒饥饿,密林人稀,被挤压在荒野的妖魔即刻兴风作浪,眼看国要灭亡,国王即刻召集大臣和匠人商议对策。当时一位工匠提出修座四角形的独碉房,能抵挡妖魔的抢劫。从此,国王下令动员寨民修筑石碉。为了有效地惩治妖魔,对付部落间的战争,匠人们修碉技术日渐高超,石碉越修越高并增设了射击孔、瞭望孔。日后,战争基本平息,人民安居乐业。碉的发展,使国富民安,国王十分满意,下诏书命令凡是生下男孩的家庭必须修座碉。
若要抛开传说去探寻这些碉楼的用途,大概可从大小金川之战中略知一二。清朝时期,大小金川的土司与清廷生产矛盾,以致兵戎相见。清廷多次用兵失败,原因就在于金川地区的碉楼坚如磐石,无法攻入。后来清朝政府终于下决心在北京的西山建了很多类似的碉楼,日日训练兵丁攻克此楼,最后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据说“乾隆打金川”回京时,清军带走嘉绒青年,安置在北京香山一带,修筑古碉,现今北京香山有古碉遗址,一些年长居民会唱嘉绒山歌,只不过唱词已带京剧腔调了。久而久之,这些金川人竟忘记自己原来所属族,以至解放后,有人以为他们是苗族。后来经过学者考证,才知他们讲的是嘉绒语,随着他们的真实身份被发现,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古老的历史。
丹巴,无论在深山峡沟,还是在田间林园,藏房路口随处可见高大的古碉以及残垣断墙的碉址遗迹,这一切蕴含着多么大的劳动量。残酷的年代,先民们赤脚背石,手抓绳索,一石一泥,一檩一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点点背上去,一寸寸砌起来。这样可敬的古碉,它的每一个角、每一块石头、每一铲泥巴,都是先民们用汗水所铸,同时也写下了藏民建筑史上光辉的历史。
丹巴人擅长修筑石城,他们不用斧凿,也不用锤钻,仅凭一双手、一只筐,就能将大小方圆毫无规则的乱石堆砌成高低不一、似塔碉楼。这些石碉远看像工厂的烟囱,直指青天;近看如古老的烽火台,宏伟凝重。据甘孜州级非遗石砌传承人其米巴丹介绍:丹巴的碉多数为四方形或六角形,有少数八角形的,被称为“八角碉”,一般高约十几米,有的甚至达二三十米,有四五层以上。底层是畜圈,二层是杂物间,三层为火塘和储藏室,四层是卧室,并留有平台晾晒粮食、衣物,五层为客房和经堂,楼面打粮食。其米巴丹表示,高碉与民居的渊源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就建筑技术而言,民居与碉均为石木结构,其墙的砌筑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使用天然石料和土,进行人工砌筑。先挖掘取表土至坚硬的深土层,俗称“基脚”,基脚平整后便开始放线砌筑基础,基础一般采用“筏式”基础,即整个基脚下大石块,然后加添粘土和小石,使基础形成一个整体,以避免地基的不均匀深陷和增大地基的承载力。基脚的宽容和基础的厚度,视其所建高碉的大小和高度而定。其建筑墙体用的材料全部取自当地的天然石块和粘土,木料亦砍伐自当地附近的山林。修建高碉时,砌筑工匠仅依内架砌反手墙,全凭经验逐级收分。在砌筑过程中,一般砌至高度在1.40—1.60米左右,即要进行一次找平,然后用木梁平铺作墙筋,以增加墙体横向的拉结力,避免墙体出现裂痕。在墙体的交角处,特别注意交角处石块的安放,这些石块,既厚重,又硕长,俗称“过江石”,以充分保证墙体石块之间的咬合与叠压程度。在砌筑过程中,同时还要注意墙体外平面的平整度和内外石块的错位,禁忌上下左右石块之间对缝。细微空隙处,则用粘土和小石块填充,做到满泥满衔。砌筑工匠所使用的工具十分简单,一是一把头为圆、另一头似锲的铁锤,二是牛的扇子骨或木板制作的一对撮泥板。就凭如此简单的工具,凭着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用天然石块和粘土砌筑高大的建筑;反手砌,充分体现了嘉绒藏族工匠千百年来所练就的绝技。一般男子,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砌石技艺,技艺高超者则专门以此为业,成为掌墨师,专门负责放线和砌筑墙角,以把质量关。其米巴丹开始学习砌石技艺,29岁掌墨,68岁成为非遗传承人。
过去甘孜州从丹巴到折多山之间的公路沿途都有碉楼,本应成为今日旅游佳点。然而现在一路走过去,早已不见古老的碉楼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富裕起来的嘉绒农民新盖的色彩鲜艳而又风格独特的住房。人们一直都在讨论保留传统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在保留传统与加速涉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值得关注、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