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子

她的那张白脸每天都在我的眼前晃，我不得不死死地看。我心中丝毫没有非份与妄想，只是想看，看着心里就舒服。她好像对我痴痴地看也不在意，只是偶尔斜着眼睛瞟我，又若无其事地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有一天，她走在我的面前，站了一会儿，脸上很怪地笑了笑，叭地一声，她手一挥，一张涂满了糨糊的纸烟盒贴在我的眼睛上。我恼怒地撕下烟盒，她已摇摆着细长的身子走出了教室门。我看着烟盒，上面有一行字：“你再瞪狗眼看我，下次贴到你眼睛上的就是生石灰！”我把纸烟盒揉成团，扔出了窗外。其实，那张纸烟盒让我的脑袋清醒过来了。那张白脸没什么值得看，眼睛很小像羊屎蛋，鼻梁很塌，嘴角有几颗小麻点。这样想，她的那张白脸再也不晃眼了，她在我的心中也迅速地淡忘了。

甲嘎把吸短的烟头扔到地上，还是没说话，好像根本就没听我讲的事情。他站起来，蹬上鞋子在寒风中撒了一泡尿，又回到黑暗的铺上，把被盖蹬开，躺了下去。

我在给他讲第二件事时，他的鼾声响了起来。开始很轻，像风从门窗缝隙中穿过，哧哧呜呜地叫。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像雷从天花板滚过，把墙上的泥土震得哗哗地掉。在他的鼾声中，我讲了第二件事，我不管他听不听，我就想讲，想把心内的一些不舒服的东西掏挖出来，扔进垃圾筒，然后心内就清净了舒服了不再痛苦了。

我读初三时，班主任老师为了管好我们这群顽皮的男生，一人调了个女生做同桌。那些女生个子都比我们高大，力气也蛮，发起怒来随便一扔，就可以把我们这帮发育缓慢，骨瘦如柴的男生扔到墙角。

与我同桌的叫杨元圆，脸同她的名字一样的圆，却梳着长长的辫子，吊在背后尾巴一样一甩一甩。她一来，就用粉笔在桌上画了条分界线，说谁也别侵略谁。我说，她的分界线画得不标准，应该像地图上的国界线一样地画。我把她画的线擦了，一刀一刀地刻了国界。我把自己放手的地方画得很宽，占了桌子很大一块。为了补偿，我在桌子的上半部画了一大半给她，对她说为求和平，我出卖了那么多土地给她，够丧权辱国的。我在她桌面刻了两个字：杨国，飘着一面国旗，旗上是颗羊头。我的那面叫洛国，旗上是颗牛头。我们的战争就常常在这桌面上进行。她的手臂只要过了线，我就狠狠地反击。有一次，我的桌本不小心过了线，她抓起就扔到了墙角。我对她说，我要复仇。她没理睬我。有一天，她做作业时，发辫不小心甩过了界。我摸出做手工的剪刀，咔嚓一声把她的发辫剪了下来。她大叫起来，惊动了老师和全班的同学。老师看着手捧剪下的长发不停哭泣的杨元圆，厉声问我为什么要剪她的长辫。我脖子一硬，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进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杨元圆终于感觉到自己很吃亏，要我重新划分界线。我说划定的线是不能改的，不然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她没话说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有一次上完体育课跑操回来，她把自己的回力胶鞋一蹬，顺手放在了桌上靠近我鼻子的那一方，一股新鲜的臭味直往我鼻孔里钻。我叫她把鞋拿下去，她说鞋是放在她的国界里，与我的国土无关。我只好捂住鼻孔忍受了整整一节课。

我们的战争，便在自卫反击战中进行了整整一学期。

期末考试刚过，她对我说，她要转学了，好像依依不舍的样子。我心内突地一沉，像保存了多年的什么东西突然丢失了一样。我说不转行不行？她说不行，她父母要调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她不能不跟着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堵塞着，说不出话来。我把钢笔送给了她，她也送我了一把尺子。那天，我宽宏大量，任由她的侵略军在我的国土上晃来晃去。

她走了，第二学期又调来一个女生。我没有了任何兴趣与她打边界战了。

甲嘎的鼾声停了，那里静悄悄的，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没点灯，黑夜着包围着屋子，只火炉前一团暗红的光吸引了我，还有些飞来飞去的蛾子。我不想睡，心内的酸涩味不吐尽我是睡不着的。我看看甲嘎方向，不管他听不听，我还是把几天前去找达瓦拉姆的事讲了，我是擂着自己的头讲的，指责自己无用，连个女人都没看好，飞进了别人的怀里。我吐露几句，心内就扯动一次，那伤痛越扯越深，我受不住了，捂住脸呜呜的哭泣起来。

“你他妈是个懦夫，一条遭阉割的狗！”甲嘎坐起来，愤怒得满脸通红，恨着我说：“男人是不为这种事流眼泪的。”

我抬起头，吃惊地望着他。又摇摇头，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他冷笑了一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我们康巴人遇到这种事，会用拳头用刀子拼个你死我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