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前
    朦胧记得，71年前，即1944年秋天，在笔者老家，今泸定县田坝乡下田坝后山仔牛岗山梁子山坡上惊现粗大白色笔划“保家卫国”四个大字。远看是一幅巨大的抗战标语。那是一支没留下部队番号川军的杰作。据说，那是抗战航标。两年后，抗战航标消失。有关抗战航标的来历，笔者对它有鲜为人知的了解。
    怀旧老家下田坝
    笔者老家是个不起眼的农村。在没有公路的年代，从下田坝到“桥上”（旧时泸定人对泸定县城的统称）要走12里（6公里），用时一小时。从明、清两朝，到民国时期，下田坝的平坝、沟口河谷、台地、半坡，散居着13个姓氏、30多户，约150余人口。大人们起早贪黑，琢磨土地，种自己的地，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过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日子。笔者少年奋勇出走。出校门，进机关，上高原，到厂矿，钻山沟，下农村，一晃到了“知天命”年龄。叶落并没归根。闲时间多了，常怀旧在老家童年时代的经历。老家，对先祖的意味是“湖广填四川”辗转迁徙，“定居落业”的最后一站；对笔者的意味是老家有见证了几代人的旧居。怀旧，是老人们的共性，也是一种“特权”。无论笔者时下离老家远，还是近，常在距离中，怀旧它，对它有一种亲切感和敬畏感。老家有儿时的记忆。如71年前，川军在老家修造“保家卫国”抗战航标的过程、细节，至今不忘。
    川军开进下田坝
    记得笔者三岁那年，即1944年农历六月的一天午后，约有100多身着黄军装，背着背包，扛着枪，也有甩着空手的川军，呈一路纵队，从县城往下田坝大路，浩浩荡荡开来。队伍到了坝中水磨大堰旁一块不大的空地停了下来。分成三股，一股向本地殷实大户王光全家开去；另一股朝山边子高岩下笔者堂伯邓元洪、幺叔邓元兴的“三合院”开去；剩下一股约30名士兵，离开大路，往西拐了个弯沿通往笔者家一尺宽的田坎便道直奔而来。那天有些热，笔者下身穿着叉叉裤，上身精光露着细皮嫩肉背臂。人小蹊身（俚语，意为怕陌生人）胆小，笔者慌张跑进大门右侧农家毛石（厕所）门背后躲藏起来。幼稚的笔者，认为拉屎屙尿的地方，又脏又臭，陌生人不会去。没想到“川军”也是人，内急起来，一样“水火不留情”。好奇心为笔者壮胆，增添勇气，小脸不由自主地紧贴毛石木门缝，悄悄瞧到我家宅院的川军动静。只见各种口音军人爆满。个个头上黄色军帽，遮阳帽缘正中别了一颗“青天白日”徽章，光脚板穿偏耳子草鞋。顿时响起两声哨声，川军列队三排“1、2、3、4……”报数完毕。队列前站着一长官，对他士兵讲，“解散后，上楼打开背包巴铺，炊事班挑水煮饭，二、三班到村子农户借砍刀、锄头”。突然，有两位士兵朝毛石走来，推开门，发现笔者站在门角不语、身子发抖。两个川军笑着说：“小鬼，这地方又臭又脏，快出去”。小解完一士兵牵着笔者的小手走出了毛石。笔者站在宅院里，见士兵们抱了几捆麦草上楼垫铺。勤务兵围着带兵长官忙个不停。先找来两根方桌高凳、几张木板，在中堂顺右侧木板壁，给他铺起铺。床上洁白单毯上，放床折叠方块黄棉被。米黄色纹帐罩住床。靠床木板壁上吊挂着长官皮壳盒子枪，一顶草帽。负责煮饭的士兵，有两位挑着厨房里一担木水桶，到百米外堰沟挑饮水。还有几个借用笔者家两口毛边铁锅烧水煮饭。帮厨的士兵忙洗菜、切菜、炒菜。开饭时，只见士兵们围着地上三桌菜，个个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吃得很香。长官独坐堂屋方桌，勤务兵端上菜、添上饭，等候长官用晚饭。第二天清晨朦朦亮，笔者被口哨声惊醒。笔者听父亲说，三股川军小跑步到沙包地操练。沙包地是笔者家租县城一地主家3亩水地。操场东临大渡河；西接大户王家；北靠杂草矮灌丛生荒野；南连百亩良田。川军下过操，吃过早餐，每个士兵至少带上借来一件劳动工具，有弯刀、镰刀、挖锄、宽锄、四爪、背兜等上山。川军三处住地开门见山，出门爬坡，挂上水壶，沿着老百姓砍柴、伐木几十个“之”字拐山路，左拐右拐垂直爬上海拔2300多米仔牛岗梁子干活。中午饭，炊事员背送到工地。晚餐，已是掌灯时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连续干了两个多月，完成了修抗战航标“保家卫国”四个大字。山下看，隔河看，二郎山老路垭口看“保家卫国”就是一幅巨大抗战标语。
    地标上空过飞机
    川军离开下田坝后，蓝蓝的天空传来轰鸣的飞机声，村民惊叫“飞机！飞机！.......”。接连几天，不断有飞机从笔者家正前方二郎山山垭口飞出。经下田坝上空，从“保家卫国”四个大字上空飞过，最后消失在远处群峰与天地之间。见证过当年川军修造抗战航标“保家卫国”4个大字，至今健在当地老农，彭朝贵（耄耋之年）、余发秀、李莲珍、余发明、兰定清、王显林（均75岁以上古稀老人）在修航标川军离开下田坝后，他（她）们上山砍柴，伐木走进“航标”看了个明白。估算一个大字占地面积约1亩左右，造字前砍光青岗林、挖掉青岗疙瘩，刨平坡土，如铺在山梁上的四张“方纸”。驻山边子川军从冷碛背来石灰当“墨汁”，在“土纸”上楷书繁体“保家卫国”。每个字的笔划宽约7尺有余，字体有300多平米宽大。那些行进在二郎山老路上（川康公路沿途塌方不通车）茶包背脚、行人、滑杆轿夫，隔大渡河二三千米远，都能辩认对面山梁绿色中“保家卫国”四个白字。抗战航标字体之大，海拔之高无与伦比。在四川、乃至全国抗战航标中创下之最。航标修好后，一连好几天都有飞机从二郎山垭口飞出，飞越下田坝天空，从仔牛岗抗战航标上空飞过。过飞机第三天，修抗战航标的川军，一个不剩开拔走了。第二年，即1945年底，抗战航标历经雨水洗刷，积雪蚀融，风吹、日晒自然因素作用，字迹渐淡暗下来。两年后，林进字退，“保家卫国”抗战航标消失得难见踪迹，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今年，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想起老家川军修造抗战航标的往事。一天，在成都住所“东郊记忆”最初叫“音乐公园”附近读报栏，见《华西都市报》一则消息，1944年从四川“旧县机场”（今新津机场）紧急空运10几万川军飞到云南，支援腾冲、松山、龙陵抗战前线，保卫抗战大后方。恰在空运川军之际，下田坝仔牛岗梁子出现“保家卫国”抗战航标，这两者有无关联，有待抗战老兵和史学者考证。     延雨贤:1932年生于山西阳城县，抗战时，9岁的他担任了儿童团团长。194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11月离休，离休前任甘孜州石渠县计经委主任，现享受副厅级工资、医疗待遇。
    汤礼祥:1927年生于江苏沐阳，抗战时任江苏省沐阳县武装大队宣传员，作战机智勇敢。1943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10月离休，离休前任甘孜州卫校校长，现享受正厅级工资、医疗待遇。
    谢守钦 :1927年生于山东成武，抗战时，16岁的他在一纵队二十旅五九团轮训队担任通讯员。1943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5月离休，离休前任理塘县商业局政治教导员，现享受副厅级工资、医疗待遇。
    张德胜:1922年生于山西高平，1940年5月在加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后改名为华北野战军8纵，隶属华北军区第1兵团，由徐向前指挥），参加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1940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5月离休，离休前任甘孜县电影院经理，现享受副厅级工资、医疗待遇。
    徐守德:1923年生于山东寿光，1939年，徐守德参加了家乡的青年抗日先锋队（曾担任副队长）。1945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离休，离休前在甘孜州公路工程处担任科长职务，现享受副厅级工资、医疗待遇。
    高来保:1922年生于山西榆次市，抗战时参加了八路军，在120师358旅714团担任了通讯员、侦查员、排长等职务。参加了百团大战。1938年3月参加革命，1940年9月入党，离休前任甘孜州建行副行长，现享受正厅级生活待遇。
    韩景元:1921年4月出于山东东阿县, 抗战时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山东省梁莊基干二队。1940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77年7月在炉霍县商业局退休,1982年7月更改为离休干部，现享受副厅级生活待遇。
    李建忠:1926年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抗战时，在晋翼鲁豫一分区峰山县大队一中队历任战士、卫生员、卫生班长，调剂员等。1943年10月参加革命，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巴塘县人民医院院长，现享受副厅级生活待遇。
    吴长友:1931年生于河南荣阳，抗战时参加八路军抗日独立支队豫西游击支队，期间他随队伍参加了伏牛山战役和登封战役。1945年6月参加革命，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中共九龙县委财贸部部长，现享受副厅级生活待遇。
    张振祥:1927年生于山西省闻喜县。抗战时，参加民兵被编入闻喜县四区区干队，始终冲锋在战场的最前沿，后成长为一名排长。1945参加7月参加革命，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康定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享受正厅级生活待遇。(州委老干局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