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锋

写下这个题目，缘于二十多年前教我们思想政治的洪老师以及他所推介的一位哲学家。

洪老师全名叫洪定，教我们的时候也就是30岁左右，头发已不是很茂密，虽不至于绝了顶，但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老师之一。那会正在热播《水浒传》，我们私下里称他为洪教头。大多同学都很期盼他来上课，因为他从来不会照本宣科，他的出现刚好满足了我们的一些求知欲。很多年以后，当我读到“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这句话时，我笃定地认为我当时是多么幸运。

青春年少的我们，总是被很多新鲜的事物所吸引。洪老师的课堂总是那么有趣，那些课本之外的名言或是名人轶事总会适时出现在他的课堂中。有一天，当他讲到西方哲学源头时，提出了“我是谁”这一命题。他强调作为个体很难认识自己，就连镇上那个唯一的哲学家也很难认识自己。哲学家？在哪？大家脑袋顿时出现无数个疑问？洪老师说：“他是镇上老街一个书店的老板，那个书店叫‘认识汝之自身书屋’。他是我的朋友，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找他问问。”

我读高中的地方，在著名的渭河和她的一条支流的交汇处，因为那条支流自南向北流，当地人称之为南河。在当地一位教初中语文的陈永恒老师所著的《渭水悠悠》三部曲中，渭河和南河以及相关的故事被大写特写。50年代末地处西北的甘肃省武山县曾举全县之力开凿了著名的东梁渠，在缺水干旱的黄土高原开凿的人工天河上流过的就是南河上游所节流的水，开凿东梁渠的事迹曾被登上了《人民日报》。时至今日，当地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通过非常态的行为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很多人都是不知所以然就参与其中了。比如，我的曾祖母，她曾踩着三寸金莲去参加开凿天河的伟大会战，当然干粮还要自己带。我曾想，她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得走多久啊。

我就读的高中就在东梁渠的下游，毗邻陇海铁路，背靠卧虎山，左前方是以烧瓦罐闻名的冶扶村，右后方几百米是出过一位晚清进士陈庭鉴和举人陈青选的大柳树村，民风向来是很淳朴的，所谓耕读传家久，在西北地区是最常见不过了。学校周边的农户多以蔬菜种植为主业。学校不能提供住宿，所以离家远一些的同学大多投亲靠友住在镇上的民房中，或是租住在附近的村民家里，一年四季大多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后来西气东输的大管道也出现学校附近。之前一度辉煌过的一个油墨厂就在冶扶村，后来企业转型承包给了私人老板，工厂的废水也经常直排到南河，河水也变得五颜六色的，可淳朴的村民很少去找这个工厂的麻烦，大抵是有些村民在厂里边打些零工原因。学校离镇上就隔着个南河，沿着南河提向北几百米便和316国道汇合起来，顺着国道向左拐过了南河桥便是镇上了。有些同学觉得走河堤那边太远，就会沿着铁路边很窄的路基到镇上去，路基实在太窄不利于几个人并行。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地处渭河之滨、古丝绸之路上的陇东南商埠重镇洛门镇得益于地理交通优势和日渐形成的蔬菜产业优势，已然位列西北四大镇之首了。经济繁荣之态，使得原来的老街早已无法容纳新兴的物流及相关的经济业态了，随着毗邻渭河的新市场建成，原来的老街彻底沉寂了下来，原来人流如织的场景只存在于过往的记忆中。除了供销社、新华书店、招待所、邮局等几家国字号单位没有挪位置之外，一些只接待老顾客的理发店、纸花铺（卖祭祀用品的商店）、修车铺、照相馆、书画装裱铺、录像放映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也没搬走，其余的裁缝铺、饭店、百货甚至是卖吃食的流动商贩都搬到新市场周边。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而渭河却是在向南或向北的轨迹将黄土的高原千山万壑中曲笔勾连。历史的潮流总是那么相似，繁华与盛况，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衰落与萧条亦复如是。就是这样的所在，几个书店镶嵌在其间，周边小学或中学的学生会不时光顾一下。在那个互联网还没普及的年代，除了录像放映厅和书店便再无多少可供我们消遣的地方了。录像厅不能常去，一方面时间以及经济不容许；另一方面常出入录像厅的人大多会被歧视，大家认为那是不良少年扎堆的地方；三嘛若逃课去看录像的事被家长们知道，一顿好打是逃不脱的。虽然金庸和古龙等的小说改编的录像电影是那么吸引人，老板还故意把音响挂在门口招揽看客，但出于各种考虑，我们还是忍住没去光顾。所以，对于精神贫瘠的我们而言，书店是最好的去处。

新华书店的台阶很高，亦如那高高的柜台。那时不会像现在这样打造开放式的阅读空间。所有的书，一些展示在柜台里面，隔着厚厚的玻璃，许是年代太过久远，还是没有擦干净的原因，玻璃都有些花了，另外一些书整整齐齐摆放着柜台后面高高的书架上。这个国营的书店鲜有顾客光顾，我们若去也顶多是过个眼瘾，站在柜台后面的营业员决然不会搭理我们的，即使我们是壮着胆子向他们要本书翻一翻，他们都会装作没听见一样，继续他们的闲聊。因为，他们比我们还清楚我们几个人口袋里的零钱加在一起都很难买到一本想要看的书。如此几次下来，便不再去新华书店了。

剩下的几家书店，有三家以卖教辅书为主，租书为辅，黄冈和海淀的密卷时不时会出现，这些也不足以吸引我们，况且一旦同学们进到店里，老板在热情之余还会防贼一样提防我们，生怕谁像孔乙己一样干出“窃书不是偷书”的事来。只有招待所对面那个认识汝之自身书屋有些特别。招牌是一块不太大的本色木板，横向，自左到右镌刻着店名，魏碑的手写体古朴遒劲，保留了墨色，与周边那些工业风的灯箱招牌截然不同。经洪老师介绍，书屋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变得神圣起来，因为店主是洪老师所讲的哲学家，因为他的书店竟然没有教辅之类，顶多有些《读者》《青年文摘》《少男少女》《故事会》《古今传奇》等十余种旧杂志和一些武侠小说来应景，其余便是古今中外的名著。他从来不拒绝入店的人去翻他的书，甚至是没开过封的书。书店顶多就四五十个平方，书架带有沧桑感，许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但书架上的书大多是新的。门口摆了一个柜台，他坐在柜台后边，他既是老板也是店员。去过很多次的人都发现他总保持同一个姿势，一册在手，世事勿扰。不管有没有顾客他都保持一个姿势。就是这样一个姿势，让我们产生了诸多神秘感，同时带着一种敬畏感。

记忆中，他的年纪似乎比洪老师大，头发比洪老师多且留得很长，有点清瘦，没有洪老师健谈，目光比洪老师犀利，也不会像洪老师那样常常给人以微笑，用现在的话所讲他有些高冷。年少轻狂的我们，不曾了解过他的姓名，但对成年的故事似乎有着天生的探知欲，比如我的同桌，他就是第一个走近哲学家的人。我这个同桌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自打通过我得到了一本《笠翁对韵》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时不时写一两首古诗找语文老师讨教。教我们语文的张祎华老师是洪老师的妻子，通过张老师我们证实洪老师和那个哲学家的确有交往。所以，带着各种心理需求，他常常出入认识汝之自身书屋，去得多了便似乎跟哲学家有了更多深入交流。

人往往是孤独的，特别是在经济大潮中浮躁在大面积萌芽的时候。认识汝之自身书屋成了一群孤独青年和一个孤独的中年男人对话的空间。的确，很多洪老师在课堂上不便讲，或是不愿讲的疑问常被书店的主人讲得极其通透，在他看来他面前的人大多是愿意听他讲的人；那些未曾听过的名著抑或名人掌故，自他的书屋传出；同样那些在新华书店或被束之高阁的图书，却盖有书屋特定图书章的图书不时在同学间流转；有关他曾经流浪寻找诗和远方的故事也成了同学之间的谈资。慢慢地，很多同学懵懂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前行的方向似乎也随之明晰起来。

当时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们，是他渊博的知识，还是他传奇的经历？多年后，当我读到王小波所写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时候，突然发现，哲学家应该可以用特立独行来形容。时间长了，原先对他的神秘感日渐少了，熟络之后大多同学更是与他成了忘年交。随之大家对他的生计担起心来。按书店的规矩，新书一般是不外借的，即使外借也要按书的定价交押金，然后按天累计租金。但问题是，与他探讨完人生会顺手带几本书走的人大有人在，只要给他讲下就没交押金之说了，至于书有没回流到书店就更不好说了。即便这样，书店也勉强维持着，而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充盈起来，我们囫囵吞枣一般翻看着书架上的书，也不时跟哲学家有些交流，他必是有疑必答。尼采、海德格尔、宗白华、塞万提斯、歌德、米兰·昆德拉、列夫托尔斯泰、鲁迅、霍达、周国平、余华、余秋雨、李敖、柏杨、司汤达、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王国维、路遥、贾平凹、三毛、林清玄、蔡澜、木心、陈丹青、史铁生、海子……一个个金子般名字所关联的形象渐渐活泛起来，青春的脚步在诸多大师的陪伴下不再杂乱，读书之余的习作也不时会被张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分享。用从未踏进过学堂不识一字的***话来说，地里面种上庄稼，便不会长草了。我和我那些有过懵懂、轻狂的伙伴，就是在这间书屋里接受阳光雨露的同时，某些精神的种子开始萌芽。

后来，我跟很多镇上的青年一样，外出求学，很少再回去。一个暑假，当我再次去认识汝之自身书屋的时候，老街比之以前更加冷清了，远远只看到呈灰黑色的招牌，走近一看大门紧闭，似乎很久没开过了。抬头再看那个招牌，字的墨色还在，但已显得不清晰了，木板已有几处裂痕。突然发现，我的青春似乎也跟这个门一起被封闭了起来。我带着万分的遗憾转身离开，身后似乎传来他曾用家乡话发表的哲学经典：“世界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北方方言，有规律意）的。”

再后来，我远离家乡，在漂泊或是短暂的停留时，脑海中不时会浮现他在书屋中读书的模样，那个模样有时很清晰，有时又会变得模糊。

很多年后，看到许知远在一期访谈节目中发出的一个疑问，读圣贤书所谓何事？我似乎早已有过答案，那便是书店里的哲学家在20多年前讲过话，读书原是来认识自己寻找自己的，阅己、越己、悦己。

很幸运，我的青春曾与认识汝之自身书屋有过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