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康定，是地理名词，是历史名词，更是精神名词。在地理上，康定位于汉藏过渡地带，藏、汉、回、彝各族群众在此交汇融合；在历史上，茶马古道、三大通商口岸之一、景观大道，书写了康定的风云际会以及独一无二的过往；在精神上，《康定情歌》《格萨尔史诗》《弯弯月亮溜溜城》，构成了超越民族、国家、时代的大爱的精神，康定成为人类共同做梦的地方。然而，康定的内在精神需要挖掘，需要提升。为促进全域旅游，让更多的人到康定来做梦，本报精心策划了“ 生活在康定·家园我们心中的家园”大型主题策划，邀请了近60位康巴作家讲述他们心中的康定，讲述他们在康定生活的故事。本期特推出著名藏族作家益希单增的《过往康定》。本报编辑欢迎读者们来稿，欢迎大家共同在康定做梦，共同构建康定的精神内核。
   人物简介：
    益希单增，藏族。甘孜州乡城县人。中共党员。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69年赴西藏工作，先后在409部队、江孜县政工组、西藏展览馆、西藏文联任职。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五届全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第五、六届人大常委及第七届人大副主任，西藏第八届政协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著有8部长篇小说《菩萨的圣地》《雪剑残阳》《庄园异梦》《走出西藏》等，中篇小说集《金塔》。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迷茫的大地》等作品六次获省级奖，短篇小说《啊，人心!》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短篇小说奖。
    ■ 益希单增
     我出生在乡城县，两岁时，母亲背着我流落到巴塘。经过理塘牦亚坝西边的海子山时，母亲说我完全没有了呼吸，无论怎样摸胸口，一点儿跳动的迹象都没有。孩子死了，母亲舍不得丢弃我，同路的几个女人背着的孩子也都死了，她们把孩子埋在了山顶下来一点的地方。母亲把我背到了山下，坐在山下路边有几棵树的地方，母亲紧紧抱着我，用胸脯敷热我，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胸口，过了很长时间，树上飞来一只喜鹊，叫了一阵，突然我醒了，母亲惊喜地哭起来。在巴塘，母亲成了打短工的女佣人。我五岁那年秋天，来到主人三楼房顶上，被飞来的梿枷打到街上，我又死了七八个小时，母亲哭着去埋我的时候，我又醒了。我这一生，发生了十一次要死要活的奇事。
    夏天，我从康定汽车站招待所房间里的四张床其中的一张床上翻起身来，走出门外，大约走了五分钟的一个街角，看到一妇人揪着一男人的耳朵，扯来扯去。女人头上的辫子是盘起来的，黑布长裙的腰上拴着一条腰带。看上去女人四十岁左右，男子也不小了，好像是女人的丈夫。给我留下了一个凶女人的印象。我上街的目的，是想找到能吃的东西。街上只有少数人在走动，凡是见到的人，精神都不太好。也许我自己的样子也很难看。一个像处理街道闲事的男人，用绳子在地上拖着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很奇怪，好像有些软，像个人。走近一看，的确是个人，脸色腊黄，浮肿得紧闭双眼。“死了，饿死的！”拖尸人有气无力地说。我问了几句，他不再说话了。远处是翻着白浪的大河。一个过路的大妈说：“现在这种时候，饿死人的事多了！”后来才知道，这叫三年困难时期。忘不了，这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康定，从北京的学校出来，要去巴塘看望母亲。
    一个鸡蛋十块钱，一把能吃的树叶两块钱。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能保住命，因为没有东西可吃。有人说，去吃死人吧，我说吃死人不如自己去死！汽车站食堂的供饭，颜色发黑，有红高梁，有槽玉米，有带沙子的米。一人一碗，想多要没有。夹两筷子盐泡出来的咸菜，是萝卜叶子和一些不认识的野菜。“保贵呀保贵！”有人这么叫。吃下去想吐，不吃饿得心发慌，好像要绝命！每天都能听到饿死人的消息。某某省，某某县，县医院门口的大坑里，“一百多具”、“六十多具”，浮肿而饿死的人，都抛弃在大坑里，无人掩埋。
    康定城被中间冲下来的激流冲成两半。两边的城，好像变成了河的守护者。不知过了多少千年的结伴，变成了不可分离的生死朋友。哗哗的水声，好像在招呼和问好每一个来康定的人。我望着激流，思绪到了大海。两个晚上，我睡得都很安稳，哗哗的水声似乎在我耳边小语，让我不要为白天的事烦恼。
    一个老人对我说：“你是乡城人，乡城的蛮子惹不得。还有，理塘的糌粑吃不得（夹生）。康定的婆娘求不得，巴塘的闲话听不得，江卡（当今芒康县）门口站不得（风大）！”我问：“康定的婆娘为什么求不得？”他只说了一个“凶”字！再多的他没有解释。我想起揪耳朵的女人，“凶”字好像有些道理。
    年轻的心态，总想去喜欢姑娘。不过，我一想起“凶”字，好像从此戴上了有色眼镜，不敢对女人随便说话了。我是中央民族学院预科一部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曾经喜欢过一个来自康定的不同班的女学生。她在我眼里，样子平静，平静得让我感到亲切。身材顺眼，还有几分自信。我相信她不会乱恋爱，不会随便勾引男人。不过，我几次见她在指挥男学生。老人说的“凶”字有时在我头脑空间里晃来晃去，干挠我的视线。大学毕业后，我很想找她聊聊，但又觉得如果她暴出一个“凶”字来，就把自己推成一个想吃天鹅肉的哈蟆了！
     一 九六七年的七月，我第二次来到康定。还是住那个汽车站的招待所。有粮票交钱才能吃饭，想多吃没粮票吃不到。好些东西都要票，糖票、烟票、肉票、肥皂票，不要票的东西实在太少。晚上十点熄灯，楼道里有挡板，一挡一锁，变成了监狱式的招待所。
     街上乱糟糟，大字报、大标语、大漫画、大语录，应有皆有。不时传来口号声和枪声，乞丐式的穿军装，戴帽子，臂膀上的红袖章，胸前的大领袖像。不要文斗，要武斗，不要顺从，要打砸抢。凡是别的地方造反派的样子和气势，康定的造反派都有。乌烟瘴气，声嘶力竭，混乱不堪。有人在街上集众而大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世界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夺谁夺！”他们要打倒另一派，打翻在地上，要踏上千万只脚，要夺走他们的生存和手中的权利！我走到街上，有人问我：“你支持哪一派？”我反问：“我该支持哪一派？”对方说：“你他妈的是个逍遥派，没出息，滚蛋吧!”
    逍遥就逍遥吧，我爬上了跑马山，在山顶上转来转去。看到有几只松鼠蹿来蹿去，好不快活。我开心了好大一会儿。我想起了民歌“康定溜溜的城”，想起了我喜欢的那个女学生，如果跟她谈成了恋爱，我现在的心情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侧面的山顶上有一个石围，里面插有十几根飘着彩带的原木。这不就是诸葛孔明时代打箭炉的孔明射箭吗？我回想三国演义中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一千七百年前，孔明看到的康定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想了很多，如果在城中河道上方打出一个隧道，隧道的一头打到折多山背后的山下，另一头打到康定城外的大河边上，在隧道里修出一条公路和公路旁阶梯式的一条河道，康定的事情就会大大改观了，城中河道上面就会出现许多楼房。而去理塘、巴塘的人也可以不翻折多山了。此事花费会很大，谁能够来担当呢？！
继续逍遥吧，我去了二道桥泡温泉。这是康定特色中的特色，一身澡热出来，好像轻松了好几天。
    二零一零年七月，我第三次来到康定。接待我一行三人的是州政协，我住到了康定情歌大酒店。当年死人的气息和造反派乱世的印像一概销声匿迹。呈现的是完全崭新的气象。新楼房大增，商街繁华。街面披红戴绿，人人都在忙着做事情。我又想起康定的女学生，有人说，她生了好几个孩子。她的男人是个什么干部。在我的印记里，她不会变老，她还是那个脸面平静，身材顺眼，有几分自信的姑娘。我祝她长寿。
    跑马山上花样多，吸引人。二道桥温泉很不错，也吸引人。我想到以后还会来康定，于是第三天，我们一行三人坐车去了雅安和成都。(策划人 杨丹叔 执行策划人 王朝书 唐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