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在举国同庆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历史文献片《东方主战场》，在这部电视片中，有不少反映黄正清将军当年为抗日做出贡献的镜头，目睹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勾起了我对他无尽的思念。
    黄正清是我的舅爷，他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一位爱教尊教、维护民族团结的典范。同时，他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真诚而又忠实的朋友。在他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的时候，怀念这位从世界高城理塘草原走出的勇士，不论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来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阿批 文/图
    我的舅爷黄正清，藏名洛桑泽旺，简称阿洛，别号子才，1903年春生于理塘县（当时称为理化县）城区营官坝彩玛村。到他该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清朝末年，已罢科举、兴学堂，所以在他7岁之时父亲就送他入学堂学习汉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就是他的启蒙书。由于他从小放牧牛羊，身体强壮，拉弓射箭，骑马打枪，样样都是好手，只要参加比赛，他总是名列前茅，受到奖励。1920年春，在他17岁那年，由于他的二弟丹贝坚赞（汉名黄正光）被选定为甘南拉卜楞寺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全家必须相随同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正清与全家人一起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理塘草原，举家来到甘南的拉卜楞寺，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初到夏河拉卜楞寺，正是封建军阀割据的时期。特别是青海军阀马麒、马麟，对拉卜楞寺威胁最大，经常骚扰抢夺寺院和牧民的财物，威胁嘉木样活佛和信教群众的安全。作为家中的长子，又是嘉木样活佛的亲哥哥，为了生存，黄正清不得不出面担起了维护一方安定的重任。他一方面组织信教群众维护寺院的安全，亲自率队保护嘉木样活佛，一方面承认现实，接受当时国民政府的委任。同时还借九世班禅来兰州之机，到班禅大师面前控告“二马”对甘南藏区群众的迫害和欺诈，前后与封建军阀“二马”进行了7年殊死斗争。直到1927年甘青分省，夏河和拉卜楞寺才摆脱了“二马”的统治。
    夏河拉卜楞镇，当时是甘南草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与封建军阀的斗争中，黄正清始终不忘发展这里的商贸事业、教育事业和维护民族团结。特别是反军阀斗争取得胜利后，这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先，他通过严历的管制，确保了拉卜楞镇的治安稳定，努力保护外地客商的来往和他们应得的利益，拉卜楞迅速成为了一座崭新的市场集镇。根据解放初期统计，回、汉客商包括行商、坐商和摊贩，发展到近千户。他还加强市场的保护管理，指定范围修建房屋、拓展街巷，为商户提供方便，并对商品按值征税，公平合理，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每日上市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成交额达数万银元，牲畜交换月逾数百头，极盛时节，日成交额达50万银元，除百货畅销外，还开办了餐饮服务、屠宰、铜铁器皿、金银饰品、皮革加工等产业，在甘、青、川边境三角地带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夏河拉卜楞镇当时成为安多藏区近代最大、最繁荣的草原新城。
    拉卜楞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又是安多藏区的商贸中心。来这里做生意的除了汉族，回族群众居多，仅回族商家就号称有800余户。对待不同民族的客商，黄正清均持欢迎态度。在此经商的回族群众因宗教生活需要，提出要建清真寺，他也都和大家协商允准。五世嘉木样活佛还以木料、钱财等予以赞助。建寺后，回族同胞做礼拜时在高处喊声甚远，有人就表示反对，黄正清阻止说：“宗教信仰各有各的习俗，不要干涉人家。”一些汉族群众要修关帝庙，他照样允准，并加以资助。有些地方发生民族纠纷，他总是千方百计，化解矛盾，以和解的方式加以处理。因此，当时的拉卜楞地区出现了一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好局面，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舅爷爷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藏、汉、回等民族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从而在那一片地区中他享有极高的威信和极大的影响。
    1925年秋，黄正清在兰州状告“二马”期间，结识了当时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供职的中共党员宣侠父。宣侠父对拉卜楞藏区遭受马麒欺压的境遇十分同情，他对黄正清讲了许多在当时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如：“你们是少数民族，应该受到尊重和爱护，现在要讲民族平等，你们是不应该受到军阀欺压的，你们的反抗是正义的行为，只有团结才有进步。”这些话大大启发了黄正清的思想。当时那喜悦的心情就溢于言表。之后宣侠父经常来黄正清处走动，帮助他提升汉语文水平，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还四处奔走，想法设法帮助他们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就连这个会的宣言、组织大纲和有关章程，都是宣侠父亲自起草的。可以说，舅爷爷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就是从宣侠父身上开始的。他从兰州回来后，把藏民文化促进会也迁到了拉卜楞。在宣侠父的教导指引下，黄正清深知没有文化是民族进步发展的一大缺陷，决定以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兴办教育。1928年秋，第一所拉卜楞藏民小学成立，由黄正清亲自兼任校长。学生衣食住宿，全由学校供给，最初有学生43名，学生多为藏族，也有回、汉等民族。学生毕业后，择优选送到内地专科学校深造。1940年，黄正清又倡导捐资创办了拉卜楞女子小学，由当时的燕京大学教授李全宅及夫人于式玉给予教学等事宜的帮助，舅婆策仁娜姆亲任校长。这在偏僻的草原上，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为改变安多藏区文化落后的状况，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这些学校学习的青少年，有相当一部分在解放后当了国家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藏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正清自从1925年秋在兰州和宣侠父相识后，受他的影响很深。宣侠父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后来，黄正清才慢慢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在冯玉祥部中做政治工作。当时和宣侠父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钱青泉同志，宣侠父还介绍我舅爷加入了他二人组织的“少年同志会”。一次，钱青泉同志问舅爷：“侠父没有介绍你参加一个组织吗？”黄正清说：“介绍参加了少年同志会。”“还有一个更好的组织呢？”钱青泉的话止于此再没有往下说。黄正清心中明白，这个更好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但由于黄正清自己的经历和觉悟程度，当时不可能有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从而使他失去了早年仅有的一次进步机会。在宣侠父的指导下，黄正清还参加了募捐支援四川人民抗英斗争、纪念列宁逝世的群众大会等有意义的活动，从而学习和增长了不少知识，懂得了不少道理。为了让宣侠父了解拉卜楞藏区具体情况，便于解决问题，舅爷建议宣侠父去藏区一趟，宣侠父欣然应允并成行。这次藏区行，宣侠父除亲眼目睹了反动军阀对藏区寺院和牧民破坏残害的罪行外，还帮助舅爷他们组建“甘青藏大同盟“，并起草宣言书带回兰州后印发各地。同时，重点向父亲和部落头人讲述团结藏牧民，组织起来反抗军阀压迫的革命道理，并在回到兰州后以他耳闻目睹的事实，控诉揭露马麒反动军阀对拉卜楞地区的欺压烧杀，为舅爷他们马麒反动军阀斗争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宣侠父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惨遭杀害。他是解放后才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不胜悲伤，心中对这位引导他走向新生道路、给穷苦落后的藏区以希望和鼓舞的老师，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命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堵截。黄正清被朱绍良委任为第三支队司令，朱便命他集合三个团去草地堵击红军。但黄正清因宣侠父早年对他的教育，深知共产党对藏民好，不愿意为蒋朱卖命，便找了一个马步芳在这一带活动、会抄后路再步马麟后尘入侵拉卜楞的借口，搪塞不想前去。不料，朱调一个团进驻拉卜楞在山上修碉堡防守，他再无借口，只好带三个团蹒跚前行，至碌曲的玛艾东武洮河北岸后，他命令部队驻扎下来不再前行，派员到洮河南岸侦查，编造一些打仗的假报告上去，敷衍上边。在此期间，黄正清听说朱德总司令到了临潭、岷县一带要去青海，便偷偷派副官去临潭联系，以便给红军带路。后因红军改向西和、礼县一带，不去青海，向导任务也就此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举国动员，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安多藏区虽远离抗战前线，但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爱国热情同样高涨。1940年，黄正清先后三次为抗日前线捐赠了500头牦牛，1000匹战马和10000张羊皮，后又亲自率团代表安多藏区向国家捐献飞机30架（每架3万银元），表达了安多地区藏族牧民抗战的决心。
    1949年，蒋家王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当时，已就任西北行营代理长官的马步芳，想做“西北王”的美梦，便派人前来拉拢黄正清和其一起抗击解放军西进。此时的黄正清，早已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解放军的政策了解甚多，特别是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心中早已有率部起义的念头。于是，黄正清一边与马步芳虚以周旋，一边派员和西进的解放军联络。1949年8月，他在兰州的办事处人员在撤退时与一野西进的王震司令员的部队相遇，受到优待放行，还给他带来了王恩茂同志的一封信。信得内容大体是：解放军即将解放临夏。让他在临夏解放后速派人到临夏洽谈和平解放夏河事宜。他随后即派他的副司令张子丰（当时还不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等人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临夏接洽，见到王震司令员表达了他要率部起义参加革命、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其实在此之前，王震司令员在解放临洮之后就派员和黄正清联系过，只是未联系上而已。王震司令员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让张子丰带回。黄正清率部起义之事自此有了结果。1949年9月20日，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团长刘光奇，率一营战士和中共陇右工委的牙含章同志前来接管夏河。他率部并集合约有二万群众，在距夏河三四华里的路旁列队欢迎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自此，夏河地区藏族群众永远摆脱了万恶的旧社会，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他个人也结束了几十年旧军人和旧官僚的生涯，得到了新生。
    率部起义的黄正清随后又到已解放的兰州，在西北大厦受到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德生等一野首长的亲切接待，习仲勋对他说：“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很早就知道你的情况，就是没联系上，现在好了，我们十分欢迎你。”彭总还在欢迎宴会上，反复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强调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中国，勉励他今后要好好和共产党合作，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彭总还邀他彻夜长谈，并按他的请求安排他参加学习，以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1950年初，黄正清以西北各民族致敬团副团长的身份，率团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致敬。在北京先见到周总理，当介绍到黄正清时，周总理亲切的说：“黄正清同志，你就不用翻译了吧，我知道你的汉话说得很好，你夫人到国外去了（当时舅婆策仁娜姆按中央要求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参加国际妇女青联会），都安排得很好，不久就会回来，你放心好了。”听了总理这番话，当时舅爷爷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心想，新中国才成立，周总理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处理，但对他这样一个人都了解得这么清楚，这样的关怀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从那时起，他就暗自下定决心，这一辈子都跟定共产党了。第二天在中南海怀仁堂，组织上让黄正清站在最前面先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锦旗，然后又按照藏族礼节，向两位领袖敬献哈达，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和亲切。对比他过去所看到的国民党首领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和所受到的鄙夷和凌辱，黄正清深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40多年后，他再对我们讲到这些，总觉得好像是昨天的事，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感慨不已。随后，黄正清又陪同中央西北慰问团到甘南藏区慰问，第一次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送到了甘南草原。
    1953年3月，黄正清奉命到西安参加军政会议，在会上提出了牧区暂不发行纸币和暂不收缴枪支的建议，得到了彭总和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采纳。同时他还被选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任命为畜牧部副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黄正清被选为州长并兼任甘南军分区司令。在此期间，他和州里的其他同志一起，为甘南州的发展出谋划策、尽心竭力，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特别是很好的完成了解决甘青川边界纠纷的任务，对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干群联系，稳定群众情绪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54年，黄正清又受到毛主席第二次接见，毛主席还表扬他工作做得好，说他是共产党的朋友，是真朋友，是好朋友。1955年，黄正清被国家授予少将军衔。
    解放后，黄正清还先后担任过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农业厅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无论在哪个职务上，他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热忱为各民族人民群众服务，受到各族群众爱戴。“文革“中，虽然他也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共产党的信仰本始终没有动摇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正清得到平反，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被推倒。经受了严峻考验后的黄正清先后又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他不顾九十高龄，仍孜孜不倦的学习，努力工作，经常深入到民族地区和牧区，关心着临夏州和甘南州的四化建设大业。对党的赤诚忠心也得到了党对他的信任，凡是有关安多地区的民族、宗教、统战方面的工作，都征求并尊重他的意见。他常对我们说：“我从1925年接受共产党的启蒙教育到现在近70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与党合作共事46年，在‘文革’时期我被关押11年之久，但从没有动摇过我紧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1991年11月，89岁高龄的黄正清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邀请，到广州、深圳、珠海、海南、厦门等地视察，看这些地区突飞猛进的变化，他越看越开心，越看越觉得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好。所以，他每到一地，无论是甘南还是兰州，无论是四川还是西藏，他都要用藏语向藏族群众宣传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大家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共产党才有团结各民族的诚心和愿望，只有民族团结才能使国家富强。后来在寻找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方面，虽然他已经90多岁，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地工作。
    黄正清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可他对我们的教育却犹在耳旁。他那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的精神，始终值得我们学习并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作者系理塘县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和黄正清将军的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