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秋登子:
现任国家二级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名誉院长。
由他编写翻译,合作主持完成的25种书正式出版,其中他的专著《藏族传统美术概论》获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
曾担任《中国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等两项国家课题、《德格印经院藏版细目》等两项国家级出版计划等四项重要课题的主编;
他担任顾问、编委副主任和部分作者完成的《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纳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其90万字的《彩绘大观图说明镜》获中国民族图书二等奖;
由他担任第一作者的《德格印经院藏传木刻画集》获国家图书奖;
独撰完成的《藏族美术对其他民族美术的影响》一文,获美国名人书局颁发的国际名人名作证书;
曾应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柏林大学等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或讲学,将应邀去日本亚洲艺术研究所、英国牛津大学等地讲学;
获四川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四川省首届创新人才奖》大奖……
一
■本网记者 唐闯
根秋登子65岁,连续两次延迟退休,在西南民族大学400多名教授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2014年的最后一天,记者走进西南民族大学,采访根秋登子教授。采访一开始,记者手中的笔有些跟不上根秋登子教授的语速,记者不得不数度停下来,请求根秋登子教授多次复述。
自2006年进入西南民大任教以来,根秋登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从本科生教学到研究生与博士生的指导,根秋登子在大学校园里完成了教学“一条龙”的壮举。据记者了解,在西南民族大学,甚至在中国的大学校园,这种情况也不多见。
除了带本科至博士阶段的学生,根秋登子应国内外一些高校的邀请前去举办各种大型讲座。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外蒙古综合大学、日本亚洲文化研究所、日本藏文化研究中心都留下了根秋登子奔忙的足迹。
今年,中央电视台、青海电视台、西藏电视台、热贡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邀请根秋登子录制了10多期节目,通过这些节目,根秋登子以电视访谈、电视讲座等方式向更多人讲述藏族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和内涵。
此前,北京超星图书馆中外名师讲坛栏目录制了根秋登子关于藏族手工艺美术方面的讲座9集;应康巴卫视邀请,根秋登子已陆续完成50多期同类节目录制工作。
除了完成校内教学、科研工作,根秋登子还承担了重大校外学术课题项目。作为《藏文大辞典》编委,根秋登子为辞典中的民族艺术词汇把关,该项目由北京民族出版社负责,共投资1060万。四川民族出版社课题项目《藏族美术集成》共100册,根秋登子独立完成其中两册。此外,根秋登子还承担着《莲花生大师全传》1266幅唐卡画的校本及草稿的差别、验收工作。
2014年,根秋登子又着手负责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7个馆的设计工作。无论学术活动,还是其它社会事务,根秋登子可谓忙得“团团转”,根秋登子说:“问题不大,身体还吃得消。”
根秋登子住在西南民大位于成都一环路西段的老校区,经过这个校区的一扇后门,可直达武侯祠横街,这是一条热闹的街,来自藏区的不少人在这里开店,专门经营手工艺产品的买卖。由于频繁出现在康巴卫视,在这条街上,根秋登子曾被人误以为是康巴卫视的工作人员。
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商人们对同样的忙得不可开交的根秋登子有些“不求甚解”。对此,根秋登子也有些哭笑不得,在传媒发达、信息铺天盖地的世界里,这样的“误解”却似乎难以避免。
二
“误解”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一次,在北京雍和宫,根秋登子听到讲解员向现场的参观者讲解藏传佛教:“由于高原生活环境恶劣,所以产生了藏传佛教。”听闻此言,根秋登子与讲解员理论起来,根秋登子试图告诉这位讲解员,不能如此简单粗暴地讲解藏传佛教。
争论毫无结果,根秋登子却开始清醒:“这不是讲解员的责任,是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的责任,我们没有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藏文化。”在根秋登子的学生中,汉族、蒙古族以及其它民族的学生是大多数。
根秋登子说,除了媒体,大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文化的平台。根秋登子告诉记者,现在,西南民族大学招收的学生基本涵盖了56个少数民族。根秋登子认为,这有利于不同民族的学生了解多样的文化,藏文化自然也在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传播和理解。
然而,在很多年前,根秋登子却没有这样的荣幸,正大光明聆听某位老师的谆谆教导,他根本没有公开的机会与别人进行类似的“文化交流”。
1966年,长达十年、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1968年,初中毕业,根秋登子带着不多的初中文化,回到新龙县的老家乐安乡,以社员身份参加劳动,给生产队记公分。在不多的闲暇时间里,自幼喜欢画唐卡的根秋登子偷偷跟随舅舅学画唐卡和精艺雕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根秋登子常常躲在家里最隐蔽的房间揣摩唐卡画。
一日,房门突然被撞开,根秋登子慌乱中回头,来人是乐安乡乡长,乡长一阵骂骂咧咧,怒气冲冲离开。根秋登子担心出事,冷汗浇透全身。此后,恐惧感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尽管最终,这件事无疾而终,但根秋登子却对此事始终难以释怀。面对记者,谈及此事,根秋登子说一切宛如就在昨日。
或许这份经历能解释,根秋登子如今在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社会事务方面的种种用心。1969年,根秋登子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并被安排到县里接受为期四个月的教师培训,由于成绩优异,遂进入康师校初师班继续读书。
在康师校,根秋登子遇到了蒋光年。蒋光年喜欢画画,文革前从内地来到康定教书,工作之余,收集了不少藏族绘画方面的资料,并准备对藏区的唐卡艺术进行研究,但文革爆发,作为精神上的“毒花”、“毒草”,这些资料遂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根秋登子学过唐卡画,且有家学渊源,在当时谈文化艺术色变的环境中,在众多的学生中,根秋登子可谓突出。基于对藏文化和唐卡艺术的一份关心,蒋光年对根秋登子很是爱护,学习上给予指导,尤其是在绘画方面。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在集中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从康师校毕业之际,经蒋光年推荐,根秋登子得到了报考中央民族学院的机会,并在蒋光年指导下开始复习,并顺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系统学习美术史和美术理论。
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根秋登子仍然遭到了误解。
同年从康师毕业的同班同学陆续分配到各县,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不解:“马上就要拿工资了,为啥子还要去读书,划不来。”而根秋登子的父母则希望,根秋登子能回到老家。
根秋登子说,那时,他只想走出去,继续读书。那一年,中央民族学院拨通了新龙县乐安乡乡政府的电话,经过一番严格的政治审查,焦急等待中的根秋登子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
三
1975年,根秋登子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一年后,中央粉碎“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整个国家百废待新,教育被率先提上国家战略发展的议程。
是年,巴塘师范校、甘孜师范校相继成立,根秋登子被分配至巴塘师范校,教授美术课。3年后,根秋登子被调往甘孜州文化教育局,负责藏文教材插图的绘制工作。又3年,即1982年,根秋登子调入于1981年新成立的四川省藏校,校址在德格县竹庆乡。
据199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彼时,全国尚且如此,整个甘孜州也难逃文化教育青黄不接的命运。正是基于此种现实,在文化传承的关键时刻,四川省藏校宣告成立。
当时,四川省藏校虽然成立,物资、师资都极度匮乏。由于路途遥远,许多新鲜蔬菜从成都运到竹庆,早已变成了烂菜叶;竹庆土质不佳,教室的泥墙时常渗进雨水;出于种种原因,不少通晓藏文化的高僧大德不愿意走进学校授课,而此时,一些名动藏区的高僧大德已近人生暮年,如不及时“抢救”,培养传人,千年一脉的文化恐就此断流。
师资如此,生源也难尽人意。不少学生未上过学校,年龄、水平参差不齐,加之传统的藏文化在学科设置方面与现代学校颇有差别,这也导致正常教学难以按照一般学校的通行标准开展。
站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关头,四川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藏汉大辞典研究专家土登尼玛四处奔走,出面邀请高僧大德入校任教;时任四川省民委主任的扎西次仁则以民委的名义负责学校办学经费;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根秋登子严格按照现代的教学理念,重新分设各个专业,设置课程。
根秋登子说,当时,想了一些办法,直接在学生中任命辅导员,负责管理,也负责学业上帮助后进同学。在得知藏区著名的唐卡画师唐拉泽旺已80高龄,根秋登子和学校商议后,遂决定不拘泥于形式,当即安排学生前往德格县巴邦寺拜师学艺,12名学生就此离开竹庆,在八邦寺修习三年。
今天,当年的不少学生早已成业成名,在藏文化的各个领域独领风骚,但谈及竹庆的求学经历,无比感念感慨。如今,在藏文书法领域独树一帜的嘎松多吉曾告诉记者,没有当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没有省藏校刻苦读书的氛围,自己难以巩固书法方面的根基,并加以提高。
而对根秋登子而言,他于当年的省藏校,当年的省藏校于整个藏文化的传承,这其中的关系实难以三言两语总结。对此,根秋登子说:“历史上,在竹庆地区,曾有一所著名的学校,为整个藏区培养了不少学者和人才,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开办一所藏文学校的时候,选择了竹庆。”
尽管以副校长的身份执掌一所学校,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根秋登子却由此走向了文化传承的人生之路,他的人生从此进入了一个属于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18年。
四
1988年,根秋登子从四川省藏校调入甘孜州编译局任业务副局长。最初,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将州内各种文件、条例译为藏文。根秋登子到任后,逐渐着手推动成立图书馆和藏学研究所。
根秋登子回忆:“当时,很多大寺有志,小寺无志,有些喇嘛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教派。”宗教文化之脉的传承面临凋零之势,需要及时抢救。
在州委、州政府重视下,在根秋登子和一干同仁的奔走下,州编译局给寺院发出动员书,但寺院范围内能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寥寥可数。于是,单位、学校里的文化人开始参与这项抢救性的记录工作。
在根秋登子的邀请下,麦波、泽仁尼美、曲尼、仁丹,一大批有志于文化传承的人聚集起来,自带糌粑和酥油,走进大小寺院,记录整理,此后参与人员几度变更、增加。记录整理工作从1993开始,于2001年完成,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至此,州内580座大小寺院均有志可查,有史可据,有源可溯。
对于此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抢救、整理工作,根秋登子总结说:“准确性谈不上,只可以看作是抢救性的工作。”在根秋登子主持州编译局业务工作期间,针对德格印经院印版年代早,不够清晰的状况,一项收藏、重新整理德格印经院经板的工作也悄然铺开。后来,作为这项工作的成果,《德格印经院藏传佛教印版集》出版发行,并获得国家图书奖。
1994年,根秋登子的专著《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出版,在我国藏学研究领域最高奖珠峰奖的评选中获得二等奖。这是根秋登子思谋已久的一部书。早年,根秋登子就读中央民族学院,接触到了西方的美术理论,并在研习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在藏族历史上,尚缺乏完整、系统的美术理论。
“如果能将藏族传统、零散的美术理论凝结为一个体系,要比画画的价值大。”由此,根秋登子认定了做学术的路。《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完成的同时,另一条路豁然就在眼前,根秋登子发现,藏族传统手工艺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而藏族手工艺艺术在民间,在高原的村村寨寨,为了填补这片空白,根秋登子走上了田野调查之路。
与此同时,康巴藏区名噪一时的多个民间学术及文化协会陆续成立,根秋登子是其中的发起人之一。据根秋登子介绍,唐拉泽旺学会开办了20多期培训班,保护、传承唐卡文化和艺术;甘孜州手工艺协会开展了州内手工艺资源普查,并开展民间手工艺大师认定工作,认定手工艺传人50人。
整个90年代,是中国极具变化的年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让不少人沉浸其中,多少人弃文经商,离开冷板凳,在商海大潮中起起起伏伏,难以自拔。对于这段背景,根秋登子一字未提,根秋登子的记忆集中在一系列文化传承保护的事件上,他的叙述一直很平静,提到当年整理收集时的缺失和不足处,偶尔伴随着遗憾的表情。
2000年,根秋登子50岁,在州政协任副主席,已是副厅级待遇,在这个年龄,在如此条件下,大多数人选择颐养天年,而根秋登子却在没有车,很多地方道路仍然难以通行的情况下,埋首于高原的村寨,继续藏族传统手工艺的考察工作。
朋友不解,家人担忧:年岁渐高,还是算了吧。然而,时至今日,根秋登子前后5次走完整个藏区,田野调查仿佛一条求索之路。对此根秋登子说:“田野调查就是收集资料,越真实越好,时间越长,价值越高,越有生命力。”根秋登子治学的严谨态度源于多年学术交流的“压力”,他告诉记者,日本、法国藏学研究比较早,研究也比较深入。
抛开学术价值和学术兴趣,在根秋登子眼里,开展藏族传统手工艺的田野调查还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根秋登子做了如下陈述:
“手工艺品潜力很大,有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广受欢迎,这是现实市场需要。”“藏族传统手工艺根在藏区民间,这是基础,学习传统手工艺技艺,就要学习藏文,了解藏文化;反之,人们消费这些工艺品也要了解藏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手工艺品既能增加收入,也有着传播文化、推广文化的独特价值。”
反观自己寄情颇深的康巴高原,根秋登子说,康区民间文化艺术很丰厚,重点要放在文化的研究和如何传承及发展上。根秋登子说,每每想到故乡,他难以忘记自己幼时走6公里去读书的场景,一路上,道路狭窄,河谷险峻。
藏区今日的新变化让根秋登子颇感欣慰。
在青海,根秋登子接触了不少藏族年轻人,他发现这些年轻人中有人通晓三四个国家的语言,他们也比较热衷文化类话题。对此根秋登子说:“如果文化上有一大批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能产生良好的效应。”
从田野走向学术,进而将两者合二为一,根秋登子人生中的美好年华无疑属于康藏高原,而他人生最为壮丽的暮年,也必将因为他眷恋的高原而终将显现为一个学者、一个田野考察者对文化的炽热情怀和严谨,并最终被更多的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