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

    鹦哥嘴位于巴塘县城东南，东隆山脚下，因其地形状若鹦鹉的嘴而得名。东隆山与喇嘛多吉山隔巴曲河水相望，高山峡谷间，地势险要，自古就是进出巴塘的交通要隘，同时也是进出西藏的官员和商人的必经之地。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川藏公路巴塘段通车，鹦哥嘴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石块的存在，便成了官员和文人题字的好地方。鹦哥嘴石刻群集中反映了当时清朝中后期和民国这一时期，巴塘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当时官员、文人抒发政治抱负，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同时鹦哥嘴石刻是巴塘县茶马古道（亦可称为官商大道）的遗迹，也是巴塘县茶马古道最后的守护者。

    鹦哥嘴石刻群由三组石刻组成，第一组离县城最近，由《竺国通衢》和几十尊藏传佛像组成，佛像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因日晒雨淋，苔藓侵蚀，不是很清晰了，但还能辨认出是哪些佛像。

    《竺国通衢》刻在一颗大石头的下部，石高约三米，长约六米，刻于清道光年间，意为通向印度的通道，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价值和作用。大石和字已藏在核桃树下，势大必难除，加之雨水侵蚀下已风化严重。

    第二组《易简师超》位于中部，鹦哥嘴电站上方，刻在一块石壁上，书写者罗长裿本为道员，被赵尔丰请到巴塘作幕府，后任四川边军五营统领，为表明其志向写下这四个字。其意“改变文化，师从班超”最切合这一历史事件。因书写前对石壁作了处理，所以未能被雨水侵蚀，如初刻般。

    第三组石刻位于入山的转弯处的山坡上，挂经幡处便是，其下古道依稀可辨。主体部分由《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组成，《孔道大通》：由清光绪时期川边学务总办吴嘉谟题，是指通往西藏（康定）的关口已经通畅了之意，而不应理解为孔孟之道进入巴塘的路已通畅之意。

    《孔道大通》的右边的几行小字为吴嘉谟撰吕秀绅书写的《筑路记》。

    《筑路记》由赵尔丰、马维骐、钱锡宝率文武委员敬立，写明修路的原因，过程，谁修的及作用等作了说明，文中提到的“冈谷阻深，徕者惴恐”，“治径途，利行旅”也佐证了“孔道大通”是为庆祝道路竣工时的题字。

    《凤都护殉节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驻藏大臣凤全就是在这里被巴塘人民所杀，当时所刻的《凤都护殉节处》是该石刻群中的精品，也是鹦哥嘴石刻群的精髓所在，凤全被杀案成为巴塘历史乃至康巴地区历史的重要节点。据《巴塘县志》记载和扎西格乃老人口述：凤全本应到现在的昌都去就任，但他途经巴塘时，见巴塘气候宜人，便不想到昌都，在巴塘留驻拟办垦务，期间行洋礼，习洋操，引起巴塘土司和僧众的仇视，并发生冲突，凤全被迫离开巴塘，行至鹦哥嘴遇伏被杀，继而川督马维骐、建昌道尹赵尔丰进剿巴塘，杀死土司和僧众几百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赵尔丰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巴塘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将巴塘改为巴安县，这也是巴塘县县治之始，这对康巴地区及周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遗爱在人》：在《孔道大通》的左边偏下的位置，边上的两行小字写的是巴安的汉番僧俗为陆军中将统领川边巡防顾品章树碑立传。

    《缆辔澄清》：在《遗爱在人》左上方的石壁上，为民国年间四川边军代理分统高德翼题，揽辔：拉住马缰。澄清：平治天下。表明了其澄清天下的抱负。由于雨水侵蚀，已不是很清晰了。

    《遗爱在人》的右边石壁上有《德政碑》，记载了清同治年间发生的大地震，以及救灾和重建情况，因刻在原有藏文的六字真言上，并未打光刨平，加之风化严重，字迹已辨认不清，系巴塘土司所立。右边为《去思碑》，上面的字也模糊不清了，中间可见“大老爷”三字。

    其中也有不少藏文的六字真言，佛塔和双鱼图案。

    《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易简师超》、《竺国通衢》是鹦哥嘴石刻群的精华所在，其字不仅体现了书写人高超的书法技艺，更体现了刻者的精湛技法，可谓入石三分，让我个不懂书法的也惊叹于他们的技法，同时作为茶马古道（官商大道）巴塘县这一段的物证，以及对巴塘历史进程的影响，应该是该石刻群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而自然的风化、雨水、苔藓的侵蚀、无主的状态成了鹦哥嘴石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特别是第三组石刻，由于道路的改扩建，路通过桥已到了河对岸，石刻处形成山崖，曾经狭长的古道虽然还在石刻前，但两头都断了，有小型泥石流的迹象，不易攀爬上去，不适应游人近距离观看，而石壁上的石块也有剥离的现象，所以保护已刻不容缓。

    如今鹦哥嘴石刻群静静地躺在东隆山脚下历经百年，任凭曾经的古道淹没在荆棘和野草间，敢问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