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康巴这块地域很像拉美，神奇、魔幻，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变数，是孕育文学的天然沃土，好的作家在这里层出不穷。 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江洋才让的《灰飞》等，都是很好的长篇。但我想说的却是散文，因为散文的自由度、梦幻感和音乐性，更能表达这块土地的特质。

   读格绒追美散文集《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更能感觉到一种杂芜而巨大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不“完整”，也不“系统”，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拒绝评判，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它是非小说的，甚至是非逻辑的，但它是真实的，如影随形，生动如梦。

   我很喜欢他那种碎片式的表达。年轻的格列，梦见了自己刚刚逝去的奶奶，“魂灵像一股缥缈的风儿飞了起来。她现在摆脱了肉躯的桎梏，那样清晰自在，一切透彻明 亮。她是无拘无束的，想到哪里，转眼间，就能像光一样射向哪里”。奶奶的魂灵在村子里转悠着，“天空下的村庄安恬如画”，也飞回了自家的灶旁，“人们却视 而不见”。她的儿子背着她卖掉了家里的牲畜，孙子格列也不想再待在寂寥的山上了，对此，奶奶至死也没有原谅。奶奶的死，于是让他们背上罪孽的包袱，奶奶在 村子里飞来飞去的魂灵却弄不明白，孩子们为何哭得这般伤心……

   邓珠平生第一次住进了林子里舅舅开的那座豪华的宾馆，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像在某个幻梦中”。于是，在这个处处有人服侍的高级宾馆里，他忘记了应该怎样睡觉、吃饭。“当他听舅舅说一个房间每夜是380元，一桌 餐500元时，他惊诧得失了神。那么贵，还有人住？……家里一年的盐茶都够了，给每个人都可以添置衣服呢。”物质优裕的世界里，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与这个世 界的隔阂，“拉开窗帘，看着雪中的山林，沉默的神山，心中仍空空落落，雪山也变得有些陌生、遥远起来。他与大山之间似乎被什么东西阻隔着，是什么呢？是来 自城市的强大‘物质’，还是自己的心理障碍，他不清楚。他感到幸福的忧伤”。

   读着这些文字，犹如在欣赏一部纪录片， 无数种生存的真实情状蜂拥而来。他讲述的不是故事，而是存在。故事有起承转合，存在却只是一种状态。帕慕克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发生成千上万件被忽略 的小事，只有文字才能让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它们是重要的，而且，描述一种状态，比叙述一个故事更加困难。故事退居次席，一堆细致繁密的生活场景拼合 成为主调。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微小而具体的，像风一样，无始无终，却挟带着一股更加真实和强劲的命运感。与传奇相比，后者更接近生存的本质。

   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格绒追美能够更加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存在的复杂感，像梦一般的“无序、混乱，茫然、忧郁”，体验到“村庄内心的隐痛，农人生活中的苦难，以 及最真切的欢乐和忧愁”。它们说不清，道不明，如鲠在喉，难以判断，但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不需要那么多明确的结论。对于文学家来说，提出问题似乎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因为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昭示了写作者某种超越性的思考。对此，格绒追美有清醒的意识，在文字里，他丝毫没有高估自己的企图，他说：“如果成就 不了一个雪域男人大气的事业，就让我做一个记录者，以亲力亲为的心灵历程，记录下人们在一个特定时期特殊的历史情态。留存自己和周围人的声音、语言、思想 和生存状态，即使稚嫩和拙朴，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火焰，乃至语言背后旷远的思想、意蕴……”

   尽管我自己也在以散文的方式阅读藏地，但是，读格绒追美的散文时，我注意到它与我们这些描写藏地的写作者写下的文章的不同。对于我而言，藏地只不过是一种审美 上的客体而已。我描述藏地，着眼点却在自身。藏地成为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对照体，一个参照物，而不仅仅是它自身。我们这些散文，与其说是对藏族世界 的记录，不如说是一场跨文化的对话，所有对藏地的讴歌，也都将转化为与现实对峙的一种谈判手段——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高下，而是不同。共同的主题背后， 隐藏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两种不同的眼光。但像格绒追美这样的写作者，本身就是藏地生长出来的果实，他们的心跳，就是藏地的心跳。于是，在他们的笔下， 观察藏地的视角发生了变化，这种视角是原在的，而不是“进入”式的。尽管格绒追美的散文并非无懈可击，但他所有的絮语，都带着自身生命的温度与血色。

   对于藏族作家来说，藏地不是所谓的“香格里拉”，它只是一片生存之所，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之地，是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大河。藏地的村庄如同汉人的村庄 一样，混合着牛屎和柴草的味道，酝酿着幸福和疼痛，最终使格绒追美的文字，成为“心尖上最烫的那滴精血”。所有的坚守与抉择，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它们 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