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支援红军粮食物资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粮食供给问题。甘孜藏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十分匮乏。

   红军的粮食供应，一靠红军自己筹集，二是靠广大群众支援。为了争取群众，红军制定的筹粮原则是：“不光解决部队中的粮食，还要解决群众粮食”困难，因而要求各部队及后勤部门：务必 “要好好想办法去收集（粮食），而且要群众喜欢。要在政治上给他一个好好的宣传解释，要有组织地去收集。要利用群众去收集，要经过政府力量去收集，党要领导政权和群众去收集”。

   由于红军在筹粮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对群众作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理解和帮助，并力求做到节约粮食开支，尽量减轻群众负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筹粮时严格执行筹粮的纪律，不烧、不杀、不抢，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群众的民族习惯和宗教感情，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红军与民争粮的矛盾，同时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的苛捐杂税和乌拉杂役。红军模范的执行纪律，秋毫不犯，保护群众利益，救济和帮助穷苦百姓，被甘孜藏区人民称为“菩萨军”，从而获得了藏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广大群众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积极支援红军。如丹巴县群众仅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的3个月当中，就为红军筹粮食34万多斤。康定县的金汤、鱼通区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约30万斤。泸定县岚安乡群众支援红军粮食10万余斤。

   在红军西进康北后，道孚县八美、下龙吧、中谷等村的群众主动把粮食从窖中挖出支援红军。足湾沟的络绒等九户人家，送给红军粮食1117斗，约2万斤。亚卓乡容思寨子的40余户人家在得知红军将要北上时，每户人家自愿凑出1袋粮食和牛羊支援红军。城关的根却志玛自己挖野菜吃，也把仅有的粮食支援了红军。在道孚县的1937年档案中，还有李万福、贡波、骆松等人帮助红军挖窖筹粮而受罚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道孚县期间，道孚县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400万斤。红军到雅江县后，嘎拉、本达宗、八角楼等地的群众对红军做了大量的支援。据国民党雅江县政府档案记载，下嘎拉“村中有龙泰福家佃户老杨（海清）暨周家佃户唐福周，在村中数年，向不安分。此次匪众（指红军）到村，该二人即往欢迎投诚，并诱村民投诚者甚多，有少数不良者附和助纣为虐。该两人自投匪后，作威作福，勾引匪人挖窖藏粮物……”。炉霍县雅德、泥巴、宜木、斯木的群众，一次就支援红军粮食400万余斤。朱倭乡一个名叫马交切绕的藏民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全部献给了红军，至今受到人们的称颂。甘孜县的贫苦群众把仅有的一袋、半袋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仅绒巴岔的群众就支援红军粮食660袋，约5.28万斤。生康乡的群众支援红军粮食2万多斤。而在新龙县，据老红军回忆，除粮食外还为红军筹集了牦牛2000多头，因此部队专门成立了饲养连与当地牧民一起放牧。雅江、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等县的群众，还帮助红军筹集了大量的羊毛、羊皮和牛皮。并为红军搓羊毛，揉皮子，织毛衣，织袜子，做皮衣、皮靴，解决红军所需的御寒装备。

   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的康南各县人民群众也作了大量的支援。如红六军团到达乡城后，乡城各乡村的群众把粮背到桑披岭寺支援红军，就连距寺80里外的同堆、达根等地的群众，也不辞辛苦，沿着崎岖的山路，将粮食、猪肉、牛肉运到寺庙支援红军。

   当年曾给红军烧开水的洛绒回忆：乡城人民支援红军的粮食在桑披岭寺内“堆得象小山一样”。在通往理塘县途中，许多藏民手捧哈达，带着粮食、牛羊欢迎红军。巴塘县村民间称一家，一次就支援红二军团粮食2700多斤，牦牛27头和2匹马。

   色达县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通过的地方，许世友同志深情地回忆说：“这个地方离甘孜不远，群众对我军早有所闻，一经通司的喊话说明，紧张的气氛很快缓和下来”。“藏民们听说我军要筹粮过草地北上抗日，纷纷献出自己的牛羊、青稞、碗豆、酥油、奶渣。我们按当地的价格购买，许多群众不愿收钱，我们再三向他们说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红军的纪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从色达群众手里筹集到了400多头牛、1000多只羊和部分粮食。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留驻和经过的丹巴、道孚、乾宁、炉霍、甘孜、新龙、雅江等地区当时仅有10余万人口，而藏区人民却为红军供应了上千万斤粮食以及大量牲畜。正像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所说的那样：“甘孜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向他们说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红军的纪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从色达群众手里筹集到了400多头牛、1000多只羊和部分粮食。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留驻和经过的丹巴、道孚、乾宁、炉霍、甘孜、新龙、雅江等地区当时仅有10余万人口，而藏区人民却为红军供应了上千万斤粮食以及大量牲畜。正像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所说的那样：“甘孜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