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邛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所谓的“文化丛”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丛体。一种文化特质产生许多相近的文化特质。一种文化群体包括了许多单位，这便是文化特质，其并非简单的一件事物，它必须有许多附带的东西合成为一个文化丛。

      《格萨尔》史诗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丛体。首先它是由艺人说唱、民间流传、口耳相承的形式，植根于民间的一种民间文学形态。之后，一些僧人把艺人说唱记录、整理成书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文本。与此同时，一些宗教界人士以“掘藏”的方式，著有多种《格萨尔》史诗、“格萨尔祈祷辞”、“格萨尔煨桑颂辞”、“格萨尔修供仪轨”。

     《格萨尔》史诗并非一开始就拥有种类繁多的版本，而是在传承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附带出格萨尔唐卡、石刻、木刻、说唱帽、煨桑、龙达、面具、舞蹈、藏戏等多种文化特质。一些文化特质由于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文化特色。不同的作者对同一的表现对象有其不同的解读和艺术风格。这是因为作者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活经验、视觉经验的差异性所酿制而成的一种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如何从上述视角去解析川博格萨尔系列唐卡出自何时何地？作者又是何许人也？今天虽然无法说清这连串应该说清的问题，但从该博物院的介绍，唐卡画面图式的分析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作进一步研究的依据。

      首先，笔者同样认为系列唐卡出自康巴地区，对此也许没有更多的异议，那么其作者也应该是康巴人。他的故里为今天甘孜州的北路一带。因为旧时的康巴这一地域概念，其范围十分宽广，包括今天的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四川木里、青海玉树州、嘉绒部分地区、西藏那曲地区的比如县、索县等地区。其中昌都地区、玉树州、甘孜州北路各县为康巴地区格萨尔史诗流传最广泛的地方，格萨尔文物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部分寺院高僧特别崇拜格萨尔。

      其实《格萨尔》史诗滥觞于三江上游，流传于整个藏区和其它地区，这一带的格萨尔文化底蕴深厚，表现在说唱艺人多、史诗版本多，有关格萨尔遗迹传说多，也是旧时格萨尔造型艺术最多的地区。格萨尔系列唐卡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问世，是顺理成章的。其系列唐卡中多处流露出作者所处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特色，濡染了个体的情感意向、艺术情趣和生活经验。

      其具体表现在画面中即为：呈现的诸多建筑物中的部分宫殿与传统唐卡中的造型没有两样。然而，部分王宫具有康巴民居特色，其特征是两层或三层平顶楼房。因岭国将士们身份等级的不同，一些楼顶上加有亭阁式的金顶，其它房顶上为长方体通风口。顶层四分之一的面积为露天阳台。墙体两侧为白色，其它为淡红色、红屋檐。屋门外围有院子，院内养马，房屋四周为树木。

      该系列唐卡中绘有黑白两种帐篷。霍岭大战场景中还呈现了方型帐篷兵营。其中小白帐篷为典型的康巴农区帐篷。直到今天，康巴农村的帐篷形状与唐卡中所绘的的一模一样。系列唐卡中所表现的每个故事情节都有配文题记，其中一些文字中出现 错别字和隐体字，其字体为藏文“吾坚”体。这种字为藏文书法中的印刷体，而隐体字不使用于这种体。这也许是作者为了节省有限的空间。在藏文中，方言是易出现错别字的原因之一。系列唐卡中的部分错字明显带有康巴方言读音，如“丹玛大将”在康巴方言中读音为“典玛”，显然这与作者的生长环境有密切的联系。

     如今难以判断系列唐卡的作者为何人，其创作具体年代。但它与其它格萨尔旧唐卡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系列唐卡与康巴地区发现的格萨尔早期唐卡所具有的创作意象的共性特征。从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清康熙年间，在康巴霍尔章谷地区（令甘孜州炉霍县）出现了一位技艺高超、遐迩闻名的画师，名叫郎卡杰。他的画作个性鲜明，笔触细巧，被 誉为“神笔画师”。一幅幅巧夺天工、卓而不群的唐卡作品，使他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画坛泰斗。时至今日，一些寺院和家庭还藏有他的作品，均为弥足珍贵的文物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