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文

        茶叶的种植和饮用发端于秦汉以前的长江流域，唐朝陆羽的《茶经》中就曾这样说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皆饮焉”。汉以后，饮茶之习逐渐普及到民间，后经漫长时间的发展，茶的种植、加工、品饮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不过，与藏族相比，汉地的茶文化不免多了些矫柔造作，多了些无病呻吟，尤其是当今，种种诸如茶艺茶道表演之类的现象，虽都冠以“文化”的帽子，却总给人伪饰和做秀的感觉。

       藏族人虽不大提及“茶文化”这个词，实事上却与茶的关系更为密切，对茶的嗜爱到了极致，对茶的理解淋漓尽致。茶作为一种饮品，已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符号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精神的领地。云南迪庆康巴藏人的民谣里就这样唱茶：“加嚓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不仅民谣诗歌中唱茶，戏剧中也演茶，故事中也说茶，神龛上也供茶，整个藏民族文化中都弥漫着茶的芳香。

       在藏区，茶叶“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以”，藏民们“一日无茶则滞，三是无茶则病”，因为“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所以藏民族男女老少都爱茶嗜茶，成年男子每天早中晚必须饮三次茶，有的老人嗜茶成性，睡觉前也要饮三两碗茶。他们把茶看的很重要很神圣，以其养身，以其待客，以其为敬神的贡品，以其为财富的标志，以其为吉祥的圣物。

      藏族饮茶方式多样，尤其是康巴藏区，因与汉地接近，饮茶习俗深受影响，除饮酥油茶、奶茶、牛头骨茶、糌粑茶外，也有些饮用方法的原理与汉族相同，如开水泡茶，或将茶捣碎冲泡，或将茶叶煮后滤去茶渣等。当然，藏区最普遍的还是以酥油与茶叶混合熬制的酥油茶，这是把食与饮统一起来的一种饮茶方法。做酥油茶选用的大茶是发酵后紧压成块的茶叶，有红茶、黑茶两种，从中医角度讲属温性，深受全藏区喜爱。

      藏族饮茶不仅有礼仪讲究，茶具也很讲究，煮茶器具有土陶罐、铜锅、铁锅之分，喝茶器具有木碗、银碗、瓷碗之分。土司头人和一些大户人家的茶具就更讲究，茶壶、茶桶、茶碗、茶盒上都有用金银、象牙、宝石镶嵌的吉祥图案。藏民的茶碗各用各的，一家之中也互不换用。无论贫富贵贱，远出时茶碗随身携带，旧时西藏王朝的大臣们上朝时，怀里也揣着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茶碗。

      藏区饮茶的历史比汉族晚，大约从唐代开始。之前，他们平衡酥油、牛肉、糌粑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结构，靠的是尔吉德加草、莴色叶子、马板树叶和山海棠叶等野生植物根叶熬汤喝。这些植物据说是莲花生大士为利益民众，尝遍百草后选定的，因而有“莲花宝茶”的美誉。自从茶叶从汉地传入藏区后，其有助消化、去油腻、清热解毒、醒脑提神的功效被认可，很快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生活必须品。但最初只能是王公贵族才能得到茶叶，继而土司头人、富商也开始饮茶，再后就普及到了民间，形成全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的局面，于是，茶叶就成了全民族饮食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茶叶产自遥远的东方汉地，藏区不产茶，只能去购买，这就促使了以汉地茶叶和藏地土特产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活动的兴起。随着藏区茶叶需求量的增大，贸易规模迅速发展。但由于路途遥远，运输极为困难，商队驮着茶叶行程数千里到达西藏后，包装茶叶的牛皮都会被驮架磨破，所以，运到藏区的茶叶就极为昂贵。资料显示，唐代晚期在西藏仅用几斤茶叶就可换一头牦牛，甚至换一匹马，一两黄金也不过买数斤茶叶而已。即使在康巴地区（今四川甘孜州及周边地区），虽紧挨着产茶地雅安，但康北色达、石渠、德格、江达等县到康南的康定也有千余里之遥，所以运输到康北的茶叶一斤也可换取十来斤酥油或羊毛。这种高利润的生意刺激了商人的积极性，也使一些专为商贾运输货物的赶马组织的出现，贸易也越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