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伯勋

      如何治理川边？有人向朝廷出主意说：“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可这屯垦开矿的事儿，说来容易做起难，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见效的。屎胀了才来挖茅厮，谁又能拿出更好的办法。朝廷得到的“寻奏”是：“川藏急务，非屯垦商矿所能解其危迫。但就屯垦商矿而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矿务,需以岁月，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原奏请派左都御史清锐督办川边农商矿等事，并将四川商务归并一局，应请毋庸置议。”（《清实录．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丁酉，即公元１９０３年９月６日条）。

      凤全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四月受命，八月抵打箭炉。遵照朝廷的旨意，他上任之后，急办的大事有三：一是收回三瞻，以固川藏门户；二是练兵讲武,以作西藏后援；三是屯垦、开矿，以实川边。

     到了打箭炉后，他即上奏朝廷：“行抵炉厅，酌量招募土勇，克期出关。”得旨：“著即认真训练，务期得力。”同时他又上奏说：“遵旨筹办川藏事宜，屯练实为急务。而炉霍适当川藏之冲，欲保前藏来路，当自经营达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后路，当自经营新设炉霍屯始。拟待来春回炉合操，即往该屯切实查勘，分地举办。”朝廷要他会商有泰，认真筹办。九月，朝廷又下“谕令”：“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等语。著锡良（川督）、有泰（驻藏大臣）、凤全体察情形，妥议具奏。”

     不难看出，朝廷对这个驻藏帮办大臣寄予莫大期望；他也雄心勃勃，确实想做一点事情。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凤全即带着五十名卫队，从打箭炉驰赴巴塘。不久，他向朝廷奏报了“筹办饬收三瞻内属情形”。朝廷降旨要他“会商锡良、有泰妥速办理”。同时他又奏：“勘办巴塘屯垦，远驻察台（昌都），恐难兼顾，变通留驻巴塘半年、炉厅(打箭炉)半年，以期办事应手。”对他“变通”驻地，朝廷可不同意，降旨要其“仍驻察木多（昌都）妥筹办理”。（《清实录. 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壬寅，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３月４日条）。他不遵朝廷旨意，坚持留驻巴塘，最终栽在了巴塘，这是后话。

      凤全的经边，一开始就遇到强大阻力，举步维艰。那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商上”，即西藏地方当局；二是来自“僧土”，即寺庙和土司势力；三是来自庸碌无能的驻藏大臣和朝廷的无奈。

      先说收回“三瞻”。所谓三瞻，系指雅砻江上游的上、中、下瞻对，今属甘孜州新龙县。当年有个叫波日.工布朗结（浑名布鲁曼、即独眼龙）的土司后裔，其父罗布七力土司反清失败受诛，属地被夺。这个“布鲁曼”为报杀父之仇，於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发难，一闹就是十七年。不仅先后占据了理塘、炉霍、甘孜、德格和明正土司的大部属地，而且势及乍丫、察木多（昌都）、青海的玉树和果洛二十五族等地方，纵横千里，号称“瞻对八万”，控制茶道，扼其咽喉，震撼川藏。朝廷先后五次发兵征讨，最后一次共调集西藏、四川、青海数万人马，分兵十五路，在雅砻江畔展开血战。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七月，波日寨被来自西藏的部队所困，“布鲁曼”烧寨自焚。就在这年的十二月，朝廷将“三瞻”“赏给”十二世达赖喇嘛，交西藏地方当局管理，成了西藏在四川的远离拉萨四千余里的一块“飞地”。

      哪知这一“赏”便给川边种下一个不安定的祸根。此后的三四十年间，驻在这块错杂于川界之中的“飞地”的西藏官兵，不时侵扰四邻，“构乱称兵，屡烦挞伐”，至于那些“番官之婪索货贿，毒虐边氓，更无论矣”（川督锡良上奏之语）。面对这一情况，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四月甲申（１８９６年５月３１日），朝廷对“鹿传霖（四川总督）奏派勇营严防窜回，并豫筹办理瞻对情形一摺”的“谕令”就明示了收回瞻对的打算，并作了相应布署：“瞻对本系川属，近来该番官与明正土司互斗，恃强藐法，自应及早图维，豫筹布置。著即乘严防窜回之便，拣派明干大员，添募得力营勇，驰赴打箭炉驻扎，不动声色，相机妥办。如瞻对有机可乘，即行进抚土民，收回该地，以固川省门户。”接着，在六月庚午（７月１６日）又谕：“瞻对番官上年与明正土司越界构兵，经鹿传霖等将驻瞻僧俗番官先后撤参，均经降旨允准。乃该革番并不遵照撤换，近复带兵越界滋事，干预章谷土司案件，勒令书立投瞻字样。迨经委员前往切实开导，仍敢顽不遵从，添兵抗拒，藐法梗顽，形同叛逆，自应慑以兵威。著鹿传霖即饬罗以礼出关再行开导，晓以利害。一面咨明讷钦转饬商上，如其稍知悔祸，领兵回巢，准从宽免其剿办，傥仍执迷不悟，即厚集兵力，妥筹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