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何斌在折多河畔。

画家何斌与其家人。

画家何斌近照。

   机缘巧合。幻觉代替了现实。刚读完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书中的主人公，一个断然放弃名声地位财产，远离都市，毅然踏上远方的旅程，寻找生命与绘画艺术真谛的画家查理·斯特里克兰德换上世纪最常见的休闲服，改了姓名，换了肤色，安静地坐在记者面前。
         眼前，这个叫何斌的人，让记者不由自主把他和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联系了起来。多年来，查理·斯特里克兰德流浪远方，一直试图在色彩的世界里寻找自己，表达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困惑。但何斌与查理·斯特里克兰德不同。
        当年何斌离开的故乡康定，一个地域位置上的偏远之地，恰巧是查理·斯特里克兰德们一心渴望的远方；而何斌要到达的远方，象征着文明高度发达与完美艺术结合的远方，恰巧是查理·斯特里克兰德们时刻准备离开的地方。
        发生在两个时代的故事，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两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走，寻找，流浪。
        如果说查理·斯特里克兰德们的出走是西方世界信仰失落之后必然发生的故事。那么，何斌，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康定人，对生命的叩问，对绘画艺术真谛的执着寻找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和文化语境呢？
        本能
        当问题一一浮现，记者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面容略黄，留着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男子，他身上那暗色调的衣服、裤子更像是一件多年未曾离身的僧袍，松散地包裹着略瘦的躯体。
       与何斌见面的头一天，何斌的一位友人谈及他，言语间几近哽咽，这更增加了记者与何斌见面的迫切愿望，同时也意识到与何斌的见面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准备好一些问题，记者出发去见何斌。
       与何斌见面的地点在格萨尔酒店三楼茶房。随意挑选了一个位置，却巧合地面对着郭达山岩石上的佛教壁画。茶坊外，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吸引着康定城的人们四处走动，一向被严寒封锁的街道喧闹、嘈杂起来。
       当谈话开始，喧闹的世界消失了，何斌的讲述带着记者打开一扇门，隔着岁月蒙尘的光线，记者看见门里坐着一位少年，少年对着一本薄薄的连环画看得出神，然后他拿起了笔，开始临摹那些让他入迷的人物。
       在何斌的叙述中出现的少年正是他年少时的模样。
       少年的何斌喜欢关羽，喜欢意气风发的英雄人物，更渴望成为英雄。于是，他用最简单的铅笔，在最粗糙的纸上描摹对英雄的渴望和向往，在简单的线条世界里理解仁、智、信这些传统的伦理观念。
      为什么会钟情关羽，喜欢那些英雄人物，甚至渴望成为英雄？何斌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或许这种情结是男人的本能，加之康巴文化推崇英雄，英雄是最强大的人，年少的何斌自然喜欢英雄。
      然而，让记者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年的他没有使用文字、音乐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情结，而是拿起笔以画画的方式来表达？“或许是本能吧。”何斌的目光凝视着远处郭达山上的佛教壁画，语气悠远，略黄的面容浮起沉思的意味。
      对记者而言，何斌给出的答案仍然未能完全解答困惑。
      这种困惑来自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主人公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不告而别，离开伦敦前往巴黎，最终去了远方一座小岛的情节，一直困惑着记者：为什么要告别舒适的家？放弃证券经纪人的身份、地位？放弃足够的财产？一个对艺术渴望的人难道真的与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格格不入吗？对艺术渴望来自哪里？
      当然，当时还是少年的何斌还不可能将绘画视为自己唯一的存在方式，也不可能知道这种出走的必须性。他只是凭自己的本能选择了画画的方式。
      何斌告诉记者，当时自己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主要觉得好玩，是一种游戏心态。“当然，有时是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说话的时候，何斌笑了，笑容里依稀有少年时的影子。   
      英雄情结让何斌拿起笔画画，英雄情结也让少年何斌对“力量”、“强大”的理解停留在拳头、暴力和野性的层面。混迹街头和街娃们呆在一起，成为少年何斌的本能选择。何斌告诉记者，此后他心灵深处的裂变正来自于这份本能的英雄情结。
      在康定，在何斌成长的过程中，他命运般地遭遇了一位年长的朋友，在与其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他渐渐认识到，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精神上有尊严地活着才是强大，英雄应该是这一类人。
      当无头苍蝇般的本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命运般的相遇，让何斌的本能选择恰逢其时地避免了拳头乃至鲜血的人生，绘画的本能则带着他转向了另一种可能。
      何斌说，没有这次相遇，他在精神上不可能裂变，或许自己现在会是一个混迹街头的人。
      萌芽
      整个少年时代，何斌的绘画本能始终处于懵懂状态，他懵懂地画着自己的连环画，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赞叹。但这种赞叹带给何斌的仅仅是短暂的喜悦。
      绘画，作为一种本能，还潜伏在兴趣的状态中，它尚未萌芽，这颗种子生长需要的阳光、空气和水尚未洒下必要的甘霖。
      如果这种绘画本能就此停留在懵懂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本能或许将彻底消失，或许只能作为一种简单的爱好保留下来。
      当绘画本能还处在懵懂状态，何斌却开始面临人生选择。初中毕业，何斌面对两种命运：考中专继续升学，然后是毕业分配；进入社会，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过日子。
      对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而言，这两种命运是永远不会迟疑的必然选择。
      但无论那一种选择都与绘画无关，无论那一种选择都在重复父辈的命运。“如果选择画画，将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种命运不会重复已有的生存经验。”回忆勾起了何斌的思绪，回头看的时候，他说自己在那时的懵懂中隐约感到无奈，虽然那时无奈还没有那么强烈，还没有上升为焦虑。
     在隐隐约约的无奈中，何斌接触到了音乐。在前苏联歌曲和台湾民谣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影响下，何斌被声音带来的刺激和美感吸引。自此，在画画之外，何斌抱起了吉它，在康中校祝老师处学习简单的乐理知识。与此同时，何斌在康二中短暂的补习之路很快宣告结束，升学无望。
      何斌必须面对生存问题。父亲早亡，母亲艰难供养着家庭，妹妹和弟弟尚年幼，作为长子他必须做点什么，就这样，何斌带着对绘画的懵懂感觉被生活推着往前走。
      他去了车队跟人学补胎，去工地背过石头，在糖厂熬浆，最后在蔬菜公司做了营业员，这一干就是八年。这一段无规划的时光里穿插了喝酒、打架、跳舞的浑浑噩噩。
      但也正是在这段四处求生存的时间里，20出头的何斌体内懵懂的绘画本能与它的阳光、空气和水猝然相遇。
      由于偶然的机会，何斌认识了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人写诗，有人画画，有人写小说。“与他们交流，自己的视野被打开，特别是几个内地朋友，为了自己的艺术理想放弃了好工作来到康定，这对我精神上的冲击很大。”讲起这段经历，何斌的叙述没有任何激动以及类似的感情外露，但在平静的语气中，记者仍能感到一种坚定的东西。
        与此同时，何斌接触到了一些改变自己的书。
      《渴望生活》一部记录荷兰画家梵高一生的传记，让何斌懂得了什么是艺术家：一个为艺术理想不断追求的精神存在。而梵高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与自己生活中所接触到的那些为了艺术理想离开大城市来到康定的朋友，重合在了一起。
        如果梵高是一个遥远的精神存在，那些活生生的朋友，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精神追求就是现实存在，当这两种存在叠合在一起时，他们形成的力量冲击着何斌，何斌体内的绘画本能在懵懂中走向清晰。
        过去那些模模糊糊的无奈也被自己看得一清二楚了：生命中需要绘画，需要拿起画笔抓住天地间的色彩，描摹生命。
      “我最终融入精神的长河，是上世纪90年代通过媒体了解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中，一些流浪画家、文艺青年，为了艺术理想，聚集在一起。当时我很震撼，深深意识到绘画、艺术与物质无关。我意识到，像梵高一样去绘画，去创造是可能的。”跟着何斌的叙述，记者开始想象那种生活：
        在康定，在一个边远之地，却与朋友彻夜畅谈关于人生、关于梦想、关于艺术、关于未来。
        在康定，却开始向往着远方，向往成为一个流浪的人，一个为了心中的绘画之梦，在饥馑与贫寒中紧握画笔，描摹生命的人。
        康定给你带来了什么？在何斌沉默的时候，记者扔出了一个问题，何斌顿了顿，喝了一口茶：“康定给了我友情，给了我理想和一个关于绘画的种子。”
        迷茫
        现实中，一颗种子从萌芽到茁壮生长，需要适宜的环境，对很多种子而言，适宜它生存的环境绝不止一种。但对某些特殊的种子而言，它生根发芽乃至最终生长结果，所需要的环境是唯一的。
        当查理·斯特里克兰德毅然放弃了家庭和世俗的一切，去远方寻找在文明社会中失落的心灵，探索绘画艺术的真谛，在西方提倡个性独立，追求个体生命的文化语境下，他的离开出走流浪，顺理成章，也顺其自然。
       而何斌，一个20世纪60年代未出生的康定人，虽然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开放、艺术大爆炸的洗礼，结识了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甚至从那些内地来康定追寻艺术理想，叩问生命的人身上直接触碰到了理想主义的光芒。但，他尚无勇气由此迅速走上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艺术之路，独自面对命运和内心困惑去追求探索。
       一个没有困惑，没有被困惑、迷茫、痛苦折磨至绝望的人不会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而现实的大环境也给何斌走上绘画之路制造着一些绊马索。
       时代大环境给了何斌一个现成的答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何斌的人生轨迹将是一次复制，他将和父辈甚至祖辈一样，在柴米油盐里度过一生。
      但这个回答与他内心的困惑、迷茫无关，柴米油盐无法解答精神上的迷茫。但何斌是“幸运”的。困惑、迷茫渐渐找到了他，开始折磨他，它们一遍遍向何斌提出一个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该怎样生活？
      在一次次的反问中，他越来越清楚自己需要的是绘画，他越来越渴望寻找自己，在色彩中表达自己，哪怕这种寻找没有答案。
      但同时，何斌又有些怀疑，他尚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拥有绘画的天分，毕竟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绘画训练，初中毕业后，找工作养活自己一直是生活的常态。
      何斌明白要绘画就要出去学习，呆在康定无法接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此外，长子的责任也让何斌难以抉择，要出去学画画，就意味着把家中的一切扔给自己的妹妹和弟弟，意味着自己无法照顾母亲。
      何斌渴望绘画，生活却要求他留下。
      康定，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以生活固有的强大力量抓着他体内的绘画本能和渴望。何斌迷茫了，是走还是留？为了生活，何斌弹过贝司，开过麻将馆。
      记者问何斌，如果麻将馆的生意一直红火，你还会选择画画吗？何斌的回答很直接：如果生意一直很好，或许现在已是一位小老板。
      他说，开麻将馆算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宣告他无法像很多人那样过只有钱的生活，这种生活与他格格不入。
      命运中蕴含的这种可能性，让记者陷入了沉思：或许，就在记者与何斌聊天的这个瞬间，一位有着绘画天赋，有着绘画渴望的人正在某个地方做一件完全与绘画无关的事情，甚至会一生这样生活下去。
      记者坚定地相信自己想象的这种可能性，它一定正在发生，未来还会发生。
      寻找
      何斌消失了，离开了康定。无论亲朋还是好友，都不知道何斌去了哪里。而此时，何斌正在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室内潜心学画，他渴望学画的愿望实现了。
      这一年，何斌已满三十岁。
      到达西安之前，由于蔬菜公司垮了，何斌失去了工作，他曾在雅安短暂逗留，帮别人看了半年茶楼。何斌说那段时间，内心的焦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岁数看着大了，但绘画的渴望没有因为年龄和生活消退，反而越来越强烈。
      他每天都渴望着用画笔来表达，哪怕一声鸟叫，一片绿叶，一丝微风都能在他内心掀起波澜，何斌渴望着把听到的、看到的全画下来，却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而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同时，捉襟见肘的收入也无法支撑何斌报考美术学院，苦闷中他常常去雅安市图书馆找一些绘画理论方面的书来读。但书籍解决不了内心的干渴。
      “为什么不和朋友们联系？那些在精神上与你产生共鸣的朋友。或者，和家里联系？”记者感到难以理解，因为这是正常情况下，一般人通常的做法。
      “我必须与外部世界分开，也必须与曾经在精神上激起了共鸣的朋友圈隔开，唯有这样，我才能面对我自己，才能在精神上独立去追问探索。此外，不联系任何人，不乞求任何人的帮助，这种独立是我一直渴望的，当我这样选择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与梵高在精神上对接上了。”何斌描述的这种状态，记者能理解，却仍然感到了惊讶。
       记者惊讶于何斌的坚决彻底，也惊讶于自己提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精神上尚未断奶、尚未独立的人。 
       或许，换很多人提问，也会向何斌提出相同的疑问，想到这里，记者的惊讶变成了短暂的沉默。无形中，记者看到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精神上依赖寄生的族类。
      焦虑中的何斌最终带上不多的钱，踏上了去美术学院求学的路。他的目标是鲁迅美术学院。经过西安，何斌发现西安的消费较低，便留下来找了个考前培训班，学习最基本的绘画手法，准备报考西安美术学院。
     “最初画静物，画一个苹果，学习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对我来说这很难。”为了迅速解决绘画上最基础的东西，尽快投入自己的绘画创作。兴奋中，何斌每天不少于8个小时练习基础的技法技巧，练习色彩。
     素描、石膏、背景、光源、取色、角度……每天展现在何斌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晚上躺在床上何斌也在考虑该怎么画，然后盼着天明。
     一年后，何斌已纯熟地掌握了基本的绘画技巧，然而，报考美术学院的大门却无情地关上了。西安美术学院严格控制入学年龄，由于何斌年龄过大，他没有资格参加考试。此后三年时间里，何斌以旁听的方式，流连于西安美术学院的课堂、图书馆。
     何斌说，在西安的那些年，是自己最舒服的日子，接触到了更多信息，思想和绘画观念慢慢转变。
     “王朔的痞子文学、姜文的电影、地下摇滚音乐都在冲击着我的视野，我发现艺术的表达方式是自由的，多种多样的。绘画上，我跟着美术史走，通过绘画练习来体验印象派、古典派等绘画风格，从中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西安，在自己租来的简陋的房间里，何斌装了三面半人高的镜子，画自己的身体。
     何斌告诉记者这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这位画家着眼于把人体上不完美的东西表现出来，并将之放大，在审美上是一种冲击，“必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身体，诚实地打开自己，直接面对人性的美与丑。”
     当何斌在绘画上的寻找从真实再现走向描摹人性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不满足，他渐渐发现这些与创造无关，而艺术必须去创造。德国画家李希特通过绘画表现观念的作品，把何斌的思考引向了另一个境界。
     在西安求学的四年，何斌几乎每天吃面，缺钱时画风景画，换点微薄的收入，维持房租。
     流浪
     四年后，何斌原本打算去北京，却最终随一家画肖像的公司到了上海。不到一个月，公司垮了，何斌得到的消息是国内、国外的艺术品市场不景气，接过公司负责人递给他的几千元钱，何斌直接去了上海浦东的画家村。
     在那里聚集着一批与何斌相似的流浪艺术家。
     何斌绝不会想到从此他的绘画之路将遭遇严峻的考验，市场、商品经济像一把无形的手轻轻动一根指头便威力无穷。
     在画家村，在政府提供给艺术家们搞创作的这片方寸之地，何斌与另两人合租一套房子，房租400多元。房子是毛胚房，房内三间卧室均无房门，天冷时，需要裹着被子画画，天热时，被迫全裸。
      每天，何斌的伙食是馒头和青菜，在上海这两样最便宜，只需要几毛钱。但不到几个月，何斌手中的钱已难以支付房租和生活。
      最严重的时候，何斌被饿了两天，第三天他奇迹般地捡到了50元钱，何斌买来猪头肉和两位室友狠补了一通。
      为什么不去卖画，挣点钱呢？记者有些不解。何斌说要挣钱就意味着要去画行画，而画行画与艺术、创作是两回事，画行画只需要不断复制大众喜欢的某种风格。
      何斌说行画画多了，在绘画艺术创作上的敏锐性和手法将大打折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长期画下去，自己将彻底与绘画，与理想中的艺术创造无关。
      此外，大众的审美趣味很难理解艺术创作上的另类和不同的审美风格。不得已的时候，何斌曾卖过一些自己创作的画，大多以50元两张的价格贱卖。
      记者想起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查理·斯特里克兰德流浪街头做乞丐也要画自己的画，在查理·斯特里克兰德与何斌这里，绘画与金钱无关，绘画是神圣的，与生命息息相关。
      但面对生存的困境，理想主义的坚持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连生命都失去了，又拿什么来进行艺术创作？现实的生存和艺术的理想像地狱和天堂，何斌每天从“地狱”出发，沿着画笔和线条走向他眼中的天堂，而此时，天堂还未在画布上展露端倪。
      困惑在何斌的心里升起，坚持的意义在哪里？艺术的意义在哪里？何斌开始怀疑，他发现梵高的世界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天地。
      而现实以更快的速度把这种幻灭感推到了极致。一年后，由于画家村内部许多人觊觎当上村长的种种好处，画家村宣布解散。
      鲜血
      当画家村解散后，一部分人进入了画行画的主流，另一部分在挣扎中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不在少数，何斌也有自杀的想法，他为自己设计了多种死法。
      何斌平静地讲述，如一把重锤敲在记者的心上。什么？自杀？“好死不如赖活”是国人的信条，没到最危险的关头，很多人都会选择活下去。这些画家到底遭遇了什么，被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因为时空的差距，记者无法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是，记者知道，当年那些画家一定在精神与物质都走投无路。
    记者无法想象何斌是如何度过那段难熬的时光的，是对艺术的执着，还是对绘画的不舍？
    后来，何斌去了莫干山路50号，住进了废弃厂房中的职工宿舍，在那里又聚集了一批流浪画家，世界著名的画廊也在那里开了几个小画室。何斌听人说，政府有意将这里打造成文化地标，提升地段的商业价值。
    这意味着某一天，何斌又将被迫离开，市场这个大手暂时收起了它的力量。
    在莫干山路50号，何斌呆了8年。从画家村到莫干山路50号，何斌继续延续着西安时期体验式的绘画探索。在上海，他接触到了抽象主义艺术，开始回到绘画本体进行构思和创作。
    在莫干山路50号，何斌的生活依然贫寒。为了交房租，他卖过血。此时，看着何斌埋在烟雾中消瘦的脸，记者被一种力量揪住了。可以想象，当何斌体内鲜红的血液沿冰冷的针头汩汩流出时，画家心中是何等绝望而又坚定？一无所有的画家，除了自己这条命，还剩下什么？记者没问何斌卖血时的感想，可曾流下过眼泪？记者可以想象，当卖完鲜血后，画家拖着羸弱的身体踉跄着回到画室，拿起画笔在画布上画下他心中的呐喊。记者想到一句诗，“我以我血荐轩辕”，何斌正用他的血祭画布！怪不得，何斌绘画作品中的红色都红得浓稠，红得像血。记者的眼眶再次湿润了。艺术的路是用鲜血趟出来的。何斌和他自杀的同行，让记者看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现实。直到2005年，抽象类的原创作品逐渐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何斌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何斌创作的作品第一次卖到了1000元。买走这幅画的是一位黑人，他买走的是何斌用抽象艺术手法创作的一幅黑色的山水画。
    也因为这次卖画成功，何斌感受到了东西方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艺术的态度。当时，来买画的黑人向何斌询问价格，何斌心一横，咬咬牙把价喊道到了1000元，黑人朋友二话没说，直接掏了钱。何斌知道这位黑人朋友喜欢这幅画。
    何斌告诉记者，他接触的大多数的西方人走进画廊和工作室前，都礼貌地询问可不可以进来，表情谦卑，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很尊敬，他们往往会询问创作意图，他们更关心一个画家的创作状态。
    而很多上海人走进来，问得较多的是生意怎么样？你是什么学校毕业？作品都参加过什么展览？谈到这些，何斌很无奈，他说很多国内的顾客，没有鉴赏力，无法自我做出判断，所以只能凭借某些与绘画本身无关的标准来判断。而许多人投资画廊更多的是冲着金钱，如果无法赚钱没有利益，画廊和画家在投资者眼里将失去价值。
     进入2007年，由于国内外市场有大量需求，何斌创作的作品卖到了一张3万元，他手中不多的画让自己迅速拥有了几十万，但此时何斌却陷入了混乱：害怕挣钱影响绘画创作的独立性，同时自我膨胀。他的画卖得最好，被圈子里的人羡慕，成就感开始在全身扩散。
     对何斌而言，这种成就感是一种病毒，它与绘画本身无关，却牢牢控制了自己。何斌说当被成就感充满的时候，自己已经与绘画无关了。
     市场带来的成就感，吸引着何斌进入市场。
     2007年，何斌成立了自己的画廊，同时租了几面艺术墙，租金不菲，何斌准备在艺术市场捞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艺术品市场受到冲击，画廊难以为继，何斌的成就感和他的画廊一起葬身于市场的鱼腹。
     市场、商品经济让何斌四处流浪，也让何斌风光一时，如今，市场再次将何斌变成了流浪画家。
     梦醒后，何斌，这个被各种各样的环境折磨的流浪画家在反思中再次拿起了画笔，他比以往更清楚自己身上尚有未彻底摆脱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他也越来越明白要真正在艺术上去创造，生命状态必须摆脱实用性。
    去年，何斌搬到了青浦区朱家角小古镇，一个相对清静的地方。在这里，他仍然像最初一样在一无所有中绘画、思考，但内心却渐渐平静、淡泊。2013年，为了凑齐回康定的路费，何斌在上海世博园画了几天工程装饰画，一个巨型的阿凡达。然而目前，这笔钱尚未彻底结清。
    何斌告诉记者，对未来还没有详细的规划，但他庆幸自己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只要能画画，继续思考、创作，无论在哪里做什么都可以。”何斌的话简单、质朴。
    尾声
    看着何斌，听着他的内心话，记者再次想起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最终查理·斯特里克兰德在小岛上孤独地死去，临死前，他画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然后付之一炬。而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受到了认可与尊重，他的人生成为了传奇，他本人成为了彻底的精神存在被理解被口耳相传。
    何斌会是下一个查理·斯特里克兰德吗？何斌能彻底摆脱他口中功利实用的生命状态吗？我们的时代能为何斌这样的流浪画家提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吗？
    思绪和疑问在体内翻涌，记者知道追问和探索才刚刚开始。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属于何斌，它也属于记者，属于更多的人。 （ 本网记者  唐闯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