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妥善保管好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根据群众意愿，我们本着就地封存、登记造册的原则，与地方党委和群众协商，在寺院原址动员群众投工、投劳，兴建了45处文物保管室，并经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了105名责任心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义务保管员。对于踊跃捐赠典籍、印版以及其它民族宗教文物表现突出的村民，我们以四川省藏文古籍抢救征集小组的名义颁发了印有藏、汉二种文字，加盖有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四川省文化局大红公章的奖状，并给予了一定的物质奖励。群众对此十分满意。当获奖的僧俗群众拿到奖状时，激动地说：“共产党真和我们藏民心连心。”原嘎托寺著名堪布、81岁的老喇嘛绛泽俄热高兴地表示，要与党同心同德，为实现祖国的“四化”作贡献。
    在我们开展工作5个多月后，即1981年8月，党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以后又恢复了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决定由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主持这项工作。从此，全国性的抢救古籍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们开启了全国藏区抢救征集藏文古籍的先河。
     藏文古籍抢救征集工作告一段落后，州里将古籍办公室设在州文化局里，我继续兼职古籍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州里正式成立编译局后，古籍工作正式移交给州编译局。
     参加这一伟大的文化抢救工作，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我系统地接受了汉文化教育，但对藏文化我真是知之甚少。印象深的是，1959年，我在康定中学上学时，参观州里举办的民改平叛成果展览。展览里有从寺庙收缴的名为“欢喜佛”的铜塑像。解说词中说，这些淫秽的佛像证明，寺院反动上层满嘴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当时，我对宗教一窍不通，很接受这种观点。9个多月来，通过广大乡亲同胞的耳濡目染，通过二位活佛的言传身教，我受到了一次藏文化的洗礼，初步了解到藏族的历史发展离不开宗教。藏文化与宗教文化总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佛教中的佛菩萨像，特别是密部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佛像，其装饰、武器、坛城、自然环境全部是教理的象征，都有统一的象征意义。在密法典籍中什么形象象征什么有明确的界定说明，只是对外教之人不作宣传。如，“双身佛”即象征慈悲与智慧方便法门相合不离。这是藏传佛教明空二分合一的哲学思想的艺术化再现。而藏文古籍不仅仅是经书，它是藏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典籍、文献资料和口碑古籍。其内容包括文学、历史、地理、医学、哲学、军事、碑铭、民俗以及乡规民约和口碑文献等等。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古籍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分布之广，均居中国56个少数民族之首。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宗教文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藏文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漫游故乡的山山水水，我在细细地品读一卷厚厚的书，一卷我们民族用血和泪书写的史书。我慢慢地读细细地品，开始逐步认识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从此爱上了藏族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了终生从事这一神圣工作的道路。 
    9个多月来，我跟随在西绕俄热与曲吉降泽二位活佛左右，与他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受益匪浅，与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是他们把我带入了藏文化的领地，我视他们为我的恩师。回忆往事，我感慨万千。行文结束之际，我仅以此文缅怀爱国爱教的西绕俄热活佛。祈祷其灵童早日转世，盼圣者早日乘愿再来。  （ 扎西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