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尼玛

学校批准成立文学社的批复一下来，一干人立马活跃了起来，编辑部设在了杨崇能老师的住处，很快组好了创刊号稿子。杨崇能老师勤俭节约，为了不占用学校和教室空间，在自己狭小的宿舍里印刷。铁板、铁笔、蜡纸、简易滚筒油印机。文学社的成员们利用周末时间在小楷的蜡纸方格上刻写，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力道过猛，一触就通，印刷出来，墨渍点点，一粘连全部作废，使力不均，印出来像一张大花脸，甚至看不清字迹。大家扑在油印机旁，小心翼翼地轮番作业，一本《荒原》出来，个个变成了“大花猫”。

《荒原》印数只有50册，但一经出刊便传阅开来，一时带动起校园内的文学氛围，也影响了州卫生学校、州财贸学校、州民族中学、中甸县一中。文学社还收到了丽江、大理等学校学生的投稿。

文学社社员的作品也在杨崇能老师的推荐下在州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了，如洪耀辉的《抉择》《生命》两首短诗在《南疆诗报》发表；杨钧的诗作也在《原野》上发表；赵素梅的数篇小说在《原野》杂志陆续发表，并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最为可惜的是赵素梅，师范毕业以后被保送进云南艺术学院学习声乐，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写的小说。

1989年7月，作为荒原文学社中坚力量的28班毕业了，荒原文学社也渐渐冷却下来了。骨干们都各奔前程去了，在文学梦中不愿醒来的也就剩下了洪耀辉。在一次文友聚会上，他对我说，我们能不能功成名就另当别论，但文学的滋润让我们受益终身。我深以为然。迪庆的作家和诗人们似乎胸无大志，没有人把文学当作名利的敲门砖，没有人为文学要死要活地折磨着。然而，现在想来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迪庆文学不能崛起的原因所在。范稳老师一再告诫迪庆的作者们：要刻苦、思考、锤炼，不要沉湎在小酒吧的感觉里。

1989年，迪庆州民族中学藏文教师邓主次里发起创办了《雪乡诗报》，一张32开的小报，全部手写。成员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大家心中藏着时代激流涌起的激情和酸涩的爱情。

邓主次里老师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在大学期间就发表过诗作，还得过全国大学生诗歌比赛的奖项。齐肩长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说一口普通话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文学爱好者，我现在记得的只有在迪庆州人保财险公司工作的小八（李雪松）和在州歌舞团工作的小赵（斯那吾吉），两人好读书，随口可以蹦出几句民国时期诗人和北岛、顾城的佳句。周末，一干人披着夕阳，沿着纳赤河溯源而上，又沿着奶子河缓缓而下，在四合的暮色里，站在河岸上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唱起藏语版本的《今夜月色》。回到某一人的宿舍，便一边喝酒一边听邓主次里老师谈诗歌。当时朦胧诗在迪庆年轻人中滥觞着，邓主次里老师挥起手臂，大声说：朦胧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端起酒碗仰脖一饮而尽，酒碗落桌便呼呼大睡过去了。

《雪乡诗报》出了两期我也毕业了，过了两年邓主次里老师英年早逝了。纳赤河畔被我们称作“青春地”的一块草地——那是我们弹吉他，唱流行歌曲，朗诵诗歌的地方——如今随着城市的扩建已经无迹可寻了。邓主次里老师的诗作《青果子》《永远的耶利亚》都是在这里写下的。

2005年，在昆明参加《边疆文学》笔会期间，聊起当下云南诗歌，李贵明提议回去之后办一份诗歌民刊，刊名就叫《回归》，大家纷纷响应。于是由卡瓦格博文化社挑起了办刊的担子。李贵明约来了几十个诗人的作品，当年年底就编辑出版了创刊号。李贵明执笔写下了激情昂扬的创刊词。《回归》倡导的是在物欲横流的全球化时代里，坚守文化尊严，抵制裹挟冲击，用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在生活现场建立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他的获得“骏马奖”的诗著《我的滇西》就是其诗歌理念实践的成果。办到第3期后，大家觉得应该向文化和思辩方面拓展，于是转向了文化综合性刊物。

新千年后，写诗的李贵明、单增曲措、和欣（耶杰·次仁此姆）、安永鸿、扎西邓珠、旦正太、边扎、扎史农布，写小说的央今拉姆、永基卓玛、吴孟璇、此称、陈红云、李文宇，写散文的斯那俊登、那丽珍、又写诗又写杂文的和大海，写长篇历史小说的史效轩呼儿嗨吆地冒了出来，再加上洪耀辉、尹著虹与早已名声大噪的查拉独几、杨增适、杨森、阿布思南、李承翰（人狼格）、王珍奇形成了迪庆文学的多彩之河。也有一些作家和诗人离开了“文坛”：李力能、泽仁旺堆、格桑朗杰、史义、彭跃辉、余卫红。他们的离去，是一种遗憾。就像阿布司南老师说的：“他们不再写作了，但他们的作品是迪庆文学的见证。对于迪庆这片沃土，文学绝对不能缺席！文学是良知和修行，大家且行且珍重吧。”迪庆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和进步，得益于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滇池》，以及云南文学界很多老师的热心帮助和扶持。还有《西藏文学》和次仁罗布老师的助力。老师们每到迪庆，给迪庆的作者们热心的指导，每句话都是那么的推心置腹，让大家深受教益。

在迪庆的文学前辈中，查拉独几老师是作品体量最大、成就斐然的一位前辈。他有和蔼可亲的一面。有次我们几个文友去拜访他，他先在家里打酥油茶给我们喝，对我们每个人作了真诚而耐心的点评，然后在饭馆餐桌上对我们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极不耐烦，大喝一声：叫大哥！于是我们改口叫他查大哥。他又有严厉的一面，2005年在迪庆报社组织的副刊作者座谈会上，他拍着桌子警告我们这帮年轻人不要荒废在应酬上，“好好静下心来看书，写东西！”散会后，我随他去丽江，他很温和地问我：“我说的话没有过分吧？”我赶忙说：“哪里啊，大哥所言极是，我们记住了。”他有些严肃地说：“说得轻巧。”过一会儿，他说：“我不是江湖大哥！如果你们真的热爱文学，就得认真点儿，我觉得你们知识不全面，沉淀不够，思考不够，还没有进入文学真正意义的层面，要是弄懂了文学是咋回事，那就好玩啦。”

如今，大哥已经驾鹤西归，作为文学道路上得到过他的教益的后辈，我心存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