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在学习党史过程中，人们经常会提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多读者纳闷：长征途中，情况和环境那么复杂、多变，这“二万五千里”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并非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从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但湘江战役遭受严重损失，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对其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9日和22日，共同北上的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而我们平时常说的“二万五千里”，指的就是中央红军的行程。

长征中，很多红军干部有写日记的习惯。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较为完整地用日记记下了长征的过程，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俘虏缴获，也包括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并根据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及亲历长征的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长征日记，逐一汇总计算出了长征的总里程。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数字。1935年10月，他在吴起镇讲话时说道：“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至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

近年来，很多人以“重走长征路”的形式对这一里程进行考证，并对“二万五千里”提出了质疑。其实，这种质疑毫无道理。其一，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其二，红军边行军边作战，边筹款筹粮边开展宣传工作，往返里程倍数增加。其三，长征过程中，红军因缺少地图，走错路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其四，现在重走长征路人所走的路线主线与红军当年长征时的路线相同，但却无法抵达红军各部队经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其五，长征已过去80多年，当年的道路状况也已发生诸多变化，重走长征路的人已不可能再完全走同当年的同一条路。因此，用现在“长征”的里程来计算、验证当年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今天学习党史，了解长征，不能细究某一个“细枝末节”，而应把目光放在长征精神上。中国工农红军当年所创造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的。我们要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吸取并转化长征的精髓，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