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踏在歌舞剧《岗场夏卓》里呈现。

踢踏跳进虫草采挖点。

跳传统踢踏。

◎郭昌平/文 刘炳科/图

甘孜的甘孜，是甘孜县的自称。说起这片洁白美丽的地方，首先涌入脑海的一定是那激情奔放的甘孜踢踏，这一广为人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甘孜县不仅名动康巴，就是放眼全国也是声名远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甘孜县当小学老师，学校里有一位代课的藏族小伙子，踢踏舞跳得十分棒，而且他还会吹唢呐，每当他吹起唢呐，跳起踢踏的时候，我就禁不住的会感到一阵热血沸腾，甚至想随他一起跳动。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甘孜踢踏舞，可能是给我的那种感染太为激烈，太为刺激，甘孜踢踏从此便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没过两年，州上要举办文艺汇演，县上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缺少一个打杂的，于是把我抽调了过去，我这个五音不全之人，竟然同歌舞打起了交道。

这个演出队汇集了当时县上最优秀的踢踏舞者，在那里我认识了陈帮文、洛呷、伍伯康、贡布、绒波、俄洛启加等，那真是一批踢踏舞的精英，每当音乐响起，你就看他们那翻飞的脚步如流动的浪花，酣畅淋漓，激情四射。

那年编的踢踏舞叫“扎西德勒”，作曲是县文化馆的吴明全，一位从成都分到甘孜县文化馆的音乐人，在甘孜期间，写了不少的踢踏舞音乐，“扎西德勒”应该是他的代表作，这个踢踏经这几个土生土长的甘孜娃一跳，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从县到州、从州到省，一路绿灯，直达北京怀仁堂。为甘孜踢踏的扬名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吴明全又写了一首踢踏舞曲，叫《天安门的朝辉》，作词是我，这大约算是我对甘孜踢踏的“投名状”，于是我这个舞蹈的外行，开始了与甘孜踢踏10多年的交往，当然，《天安门的朝辉》那年参加全国农民调演，同样走进了北京城，后来吴明全调回了成都，中学的韩长龄老师开始作曲，我继续作词，陈帮文、志玛青中等人编舞，让甘孜踢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上了一个台阶，那个时候，如果说甘孜踢踏活了起来的话，那陈帮文就是其中的灵魂。

陈帮文，藏名多吉尼麦，是县文化馆的一位藏族群众文艺工作者，我在康定读书时，就看过他跳舞，他当时在州民干校学习，没想到在甘孜县竟然碰上了他，这个人可以说就是一个“舞痴”，说起踢踏舞，他就眼冒金花，浑身是劲。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写过一篇他的文章发表在《甘孜日报》上，标题就是《得拐病的人》，我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他的“不高的个头，高原的风霜留给他最大的印记便是那紫黑的肤色。由于长期下乡，饱一顿，饿一顿，过早患上了胃病，进而发展成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病，加之严重的痔疮，使他的身体过早衰退了。乍眼一看，谁也不相信这就是在舞台上跳甘孜踢踏舞的人。那是一种典型的西部舞蹈，运动量很大，可眼前的多吉尼麦却像未睡醒一样，无精打采，精神不振，暗淡的眼神后面潜伏着深深的劳累。纵横交错的皱纹里隐藏着往日的艰辛，龟缩在沙发里，抽着廉价的“甲秀”烟，好像多一句话也不愿搭理，当话题扯到舞蹈后，他那精神才仿佛从远方归来。先是静静的听，继而双眼圆瞪，发出异样的光彩，激动时便一跃而起，手舞足蹈，同刚才的他判若两人。熟悉他的会说这才是多吉尼麦，并幽默的加一句“病得拐了”。 其实多吉尼麦的“病”是遗传所致。三十年代中期，工农红军万里长征途径甘孜，曾在甘孜休整过一段时间，这里的藏族人民很快同红军交成了朋友。一个叫思洛的姑娘常来红军驻地，她教红军女战士跳弦子、锅庄，红军战士教她唱抗日歌曲。几十年后，这位藏族姑娘早已病逝，但她的秉性却留在了儿子的身上，唱歌跳舞就成了多吉尼麦的最大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爱好又变成他对民族文艺的孜孜追求。”

这段对陈帮文的描述，至今我还是认为是对他最为真实和生动的记录。

陈帮文是1945年出生的，按藏族对年龄的计算，加一年母腹中的时间，他今年就是79岁了，自从退休，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甘孜踢踏”的传承人，曲指算来，确实该他，没有人比他更有这个资格。其实再早，还有几位老师的，那踢踏也是跳得出神入化，如益西降措、朱桥生等，可惜早已作古，他们大约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甘孜踢踏的传承人。那个时候他们成立了一个“翻身农奴宣传队”，甘孜踢踏当然最能体现当时翻身农奴的心情，一曲由赵然老师编的“打土巴”，直接演到了北京城，这是甘孜踢踏第一次走出大山，扬名全国，之后便是陈帮文这批人了，薪火相传，赓续不断，让甘孜踢踏踏出了一条康庄大道。那年，甘孜州建州60周年，甘孜县来了100多位藏族小学生，当他们在州府康定街头跳起欢快的踢踏时，那熟悉的旋律，那整齐的步伐，那昂扬的朝气，那宏大的场面，竟让我一时不能自已，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甘孜踢踏是如何传来的，到现在也是各说不一，有说是学经的喇嘛从西藏带回来的；有说是当年九世班禅的卫队停驻甘孜时传授下来的；还有人说是甘孜人自创的。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作为我个人认为，当年九世班禅的卫队在甘孜停留时传授下来的说法更靠谱一点。别的说法虽然也是头头是道，但总像是一种传说，缺少实证，无凭无据。而“班禅行辕卫队传授说”却是有据可查的。

1937年12月1日，年仅54岁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1月九世班禅行辕奉命扶灵移驻甘孜县，在甘孜一住，长达两年有余，班禅行辕卫队多是后藏日喀则一带的人，踢踏舞在他们那里被称之为“堆谐”，“堆”在藏语中是“上”或者“高地”的意思，即是指流行于雅鲁藏布江上游的舞蹈。这批人在甘孜期间，除了护卫行辕的安全，别的无所事事，所以闲暇时间较多，有空就会在甘孜寺下面的坝子里跳起家乡的“堆谐”，以解乡愁。甘孜当地的藏族群众就会聚在一起观看，久而久之，这种舞蹈就在民间流传了下来，当时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摄影师，叫孙明经，在甘孜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这些场景，如今这一张张图片，真实印证了那翔实的一幕。

图片上是一群身着一式藏服的人，正围成一圈在跳舞，四周围了不少穿各式藏服的人在观看。跳舞的人双手舞动不大，但看得出双脚跳动的频率却是很快的，如果是熟悉后藏踢踏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在跳后藏踢踏，甘孜踢踏与后藏踢踏最大的不同就在手上，甘孜踢踏双手舞动的幅度很大，是完全张开了的，而后藏踢踏则双手舞动极小，上臂几乎不会甩开。正是这个时候，后藏踢踏，也就是“堆谐”，传入了甘孜，在性格奔放的甘孜人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脚上的力度加大了，手臂大幅度打开，更加热烈，更加激昂，成就了今天名扬四方的“甘孜踢踏”。

前两年我看到甘孜县由陈帮文和他女儿陈娟以及甘孜县新一代踢踏编导白嘎共同编导了一个名叫《传铃》的踢踏舞，讲的就是甘孜踢踏如何在他们的手中，一代代传承的故事，听说这个舞蹈在省、州的比赛中都获得了大奖，我不是搞舞蹈的，我对舞蹈没有发言权，但仅从文化的传承来说，这不就充分说明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吗？甘孜踢踏从当年的行辕卫队走向甘孜群众，从少数人的传跳，到今天数百儿童的表演，踢踏舞在甘孜这块土地上不断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一步步走向新的起点。

座落在雅砻江畔的甘孜县，春天是十分美丽的，当江水解除冰冻，大山披绿的时候，会听到满山的布谷鸟鸣唱，草原上鲜花盛开。踢踏舞动的铜铃声极像草原吟唱的歌喉，让人闻之心醉，醉在那走向春天的踢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