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要始终抓住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这个关键。要将中央有关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压力，自上而下、逐层逐级地压紧压实，促进地方党委政府转变价值导向与执政理念，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同时，还要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二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

　　具体如何做？本期“5人谈”邀请相关人士，探讨压实政府主体责任的新机制。

        各级河长履职尽责

        省水利厅厅长胡云：

　　强化考核才能压实河长制

        ■王成栋

　　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年底前，我省将全面落实河长制。与以往的河湖保护管理体制相比，河长制有何不同？如何考核评价河长？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水利厅厅长、省河长制办公室主任胡云。

　　记者：为何各级河长均由地方党政“一把手”出任？

　　胡云：原因有两个。首先，让党政“一把手”出任所辖地区的河长，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全面落实河湖保护管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内在要求。其次，党政“一把手”出任河长，变河湖治理的“部门制”为“首长制”，有助于协调部门职能，避免“九龙治水”。河流湖泊的管理和保护涉及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又互不统属，只有党政“一把手”出任河长，才能起到统筹协调作用，才能把河流湖泊保护好。

　　记者：河长们从哪些方面保护河流湖泊？

　　胡云：在各级河（段）长履职的同时，四川大部分地区已经明确了河湖保护管理的年度目标、问题、任务和责任“四张清单”。这意味着，今后四川的河流管理保护将更有针对性、计划性。同时，各级党政“一把手”出任河长，更能从全局去考量河湖保护管理。比如，为了让跨区域的河流更清澈，在落实河长制的同时，每条河流还建立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调机制。

　　四川有省级十大河流，即涪江、嘉陵江、渠江、雅砻江、青衣江、长江（金沙江）、安宁河、沱江、岷江、大渡河。这些河流的流域面积大、支流多，是四川河湖生态综合治理的关键和重点。我们的做法是，由副省级领导担任河长，负责协调统筹流域性综合治理。

　　记者：如何确保各级河长们履职尽责？

　　胡云：必须用好考核“指挥棒”，这是让河长们履职尽责的最好范式。今年初以来，四川在省级层面相继制定、印发了一系列与河长制相关的工作制度，省级考核、问责、激励制度已基本形成，省级层面推进河长制各项工作制度和运行规则也基本确立。各市州、县（市、区）也在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试点。截至6月底，全省建立河长工作督察制度的县（市、区）有105个，建立考核问责制度的80个，建立激励机制的60个。四川覆盖各级有关部门、区域、流域的考核督察制度正在形成。

        作好绿色发展制度设计

        绵阳市委书记彭宇行：

　　用离任生态审计扭转错误政绩观

       ■邹俊川

　　三年前，绵阳在全国率先开展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试点。推动绿色发展，绵阳进行了哪些制度设计？记者就此采访了绵阳市委书记彭宇行。

　　记者：绵阳为何要开展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

　　彭宇行：绵阳作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一，推进绿色发展既是天然要求，也是责任担当。绵阳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并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走高端现代产业路子。目前，绵阳发展处处都有“绿色”烙印，生态保护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主动提高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工作标准，聚焦制度建设。三年前，绵阳在全国率先开展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试点，随后在梓潼县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和环境离任审计“二合一”试点，从根本上扭转了县（市区）片面追求GDP、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政绩观。

　　记者：绵阳如何发挥离任生态审计“指挥棒”作用？

　　彭宇行：设计离任生态审计指标时，我们突出问题导向，设计了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等6大方面32项具体指标，让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有一个清晰的参照物。

　　我们感受到，离任生态审计前期试点对领导干部起到了警醒教育作用。经过丰富和完善，绵阳出台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审计办法（试行）》，要求各地党政“一把手”离任时要交一本生态账，实行生态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我们还把审计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考核任用重要依据，强化了“指挥棒”作用。

　　记者：绵阳如何构建绿色发展制度体系？

　　彭宇行：绵阳加大生态文明考核权重，将全市划分为山区、丘陵、平原、园区4类区域，实行差异化动态考核管理。我们建立了涪江流域水质超标扣缴和生态补偿制度，让超标者赔偿、改善者受益。还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成立了环保警务室和环保警察，实现了河长和“河道警长”全覆盖，启动了乡镇（街道）环境保护机构建设工作。

　　全方位开展绿化绵州行动，努力让这座城市美丽抬头可见、幸福触手可及。目前，绵阳各项生态环境指标均居全省前列。

       产业发展打好生态牌

       宝兴县委书记石章健：

　　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之路

       ■游飞

　　雅安市宝兴县森林覆盖率72.04%，大熊猫国家公园、蜂桶寨国家自然保护区等7大“生态敏感区”被列入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生态功能区如何对污染产业说“不”？记者就此采访了宝兴县委书记石章健。

　　记者：宝兴县在生态保护中取得哪些成效？

　　石章健：近年来，宝兴县始终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突出的竞争优势，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之路，努力构建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大格局。通过规划引领、协调管理、科学决策三项机制，实施替代生计、生态建设、绿色经济三大工程，努力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宝兴县先后被纳入第六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全省首批生态红线划定试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等。

　　记者：生态功能区如何对污染产业说“不”？

　　石章健：宝兴县科学划分区域功能，将全县划分为北部生态保护区、西部农业发展区、中部城市化功能区、中南部工业集中区和南部农业发展区。在生态保护区范围内，一要禁止发展工业，适度发展旅游业；二要严格落实准入制度，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入驻企业进行严格的环保审查，坚决拒绝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进驻；三要坚决淘汰禁止类产业，对限制类产业启动改造提升工作，对负面清单中要求淘汰的禁止类产业立即关停，对限时退出的产业制定工作方案并启动退出程序；四要强化环保监管执法，对前期手续资料不齐的企业进行清查，在其未完善环评等手续之前停产整顿。生态保护区内的“散乱污”企业实行断电停产，并启动搬迁和拆除工作。

　　记者：如何协调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

　　石章健：宝兴县经济发展坚持农业有机化、工业绿色化、旅游生态化。一是做精有机农业，全县有机（转换）产品35个、有机认证面积3万亩，已创建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二是做强绿色工业，通过技术创新，建成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资源节约型、安全环保型、矿企和谐型企业，不断完善废渣废浆循环利用设施，实现了汉白玉资源综合利用、废渣废水零排放。三是做活生态旅游，2016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154.7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0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9%和67%。

        从源头上预防污染

        四川省环科院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纪晓梦：

　　筑好环评这道“防火墙”

        ■殷鹏

　　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被视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防火墙”。如何让环评为我省环境保护保驾护航？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纪晓梦。

　　记者：环评为何被称为“防火墙”，其意义在哪？

　　纪晓梦：环评是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环评被称为环境保护中的“防火墙”，这个比喻生动且准确。

　　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提出开展环境影响评价，2003年我国出台《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9月1日修订后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施行。环评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省预防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的不良环境影响，控制和减少环境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等意义重大。

　　记者：我省环评现状如何，实践中是否遇到障碍？

　　纪晓梦：过去有些地区不太重视环保工作，可能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现象。2015年国家和省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规定后，我省已基本清理和整顿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目前主要问题是，部分项目实施单位未完全按照环评文件的要求，建设环保设施和采取控制污染的环保措施。

　　环评既要“踩刹车”，也要“轰油门”，既要守住底线，也要支持发展。对符合产业政策并具有环境可行性的项目，加快审批进度；对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和严重违反产业政策以及不具环境可行性的项目，坚决说“不”。

　　记者：我省如何用好环评这道“防火墙”？

　　纪晓梦：环评不断调整适应改变的形势。环保部《“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明确战略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定位、功能、相互关系和工作机制，推动战略和规划环评落地。

　　环评本身就是很好的“防火墙”，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规划或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详细的对策措施。但如果建设实施主体不重视，不按环评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去实施，环评就是空谈。所以，应加强规划和项目建设主体的环保意识，真正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义，才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找到平衡点，才能用好环评这道“防火墙”。

       形成正确的执政导向

       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谭钦文:

　　用“绿色标尺”倒逼发展转型

        ■蒋君芳 史晓露

　　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如何把绿色发展和污染防治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记者采访了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谭钦文。

　　记者：为什么要建立污染防治和绿色发展考核体系？

　　谭钦文：在政绩考核上，我们更多地关注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客观上形成了“以GDP论英雄”的评价导向，造成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了推进绿色发展，亟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用一把“绿色标尺”来倒逼发展转型，检验发展质效。对地方政府而言，建立绿色发展的目标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执政导向，强化对绿色发展的刚性执行力。

　　记者：如何细化考核，压实政府的环保主体责任？

　　谭钦文：考核需要明确“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去年12月，国家印发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提供了基本依据。

　　接下来，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环境容量，建立科学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除了设置基础性指标外，应在绿色发展攻坚点上设置突破性指标，在绿色发展的底线上设置约束性指标，比如，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等。严格逗硬奖惩，将绿色发展评价考核结果，作为各单位党政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记者：成都在污染防治和绿色发展方面建立了哪些考核机制？

　　谭钦文：成都已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市委、市政府综合目标考核，每年向区（市）县和市级部门下达环保工作目标，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水污染防治工作”“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四方面增加了环保考核权重。同时，完善区（市）县环境质量改善考核激励机制，实施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出台《成都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激励办法》，通过强化考核，层层压实责任。对未完成总量减排任务的区（市）县和部门，严格实行“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