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任鸿 黄大海

2020年春节来得早。早早开启“过年模式”的成都，却因为一场疫情，提前结束了节日的欢愉。

在东三环航天立交内侧，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以下简称公卫中心）门前拉着封锁线、立着“隔离区”的警示牌。新院区已在这里多年，平时鲜有人注意，如今，因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

从1月16日报告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来，截至3月4日24时，成都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44例，公卫中心收治了其中绝大部分的确诊病人，包括30多名重症及危重症病人。

如果抗击疫情是一场战争，这里，便是成都乃至四川的“主战场”。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过去的一个多月，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公卫中心护理部主任万彬感觉，“过得比一个季度还久”。

时间回到1月16日，原本请假在外的万彬突然接到紧急会议通知。“该来的还是来了！”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往医院赶。万彬清楚，即将面对的是一场硬仗。

“出现疑似病例的时候，我就有心理准备了，毕竟我们医院就是做这个的。”万彬回忆，当天的会议主要就是部署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各项工作。

从业28年，万彬一直在传染病医院工作，非典、H1N1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都经历过，但她记得，会场上“传染性未知”一词还是让气氛紧张了不少。

“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疾病会不会人传人也没有确切的消息。总之，不能掉以轻心就对了，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充分的准备。”万彬介绍，会后，公卫中心立即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响应。

公卫中心不是第一次“应战”，每次烈性传染病爆发，这里都是“风暴”的中心。

“非典过后，医院常年都在做应急准备工作。”公卫中心副院长张仁卿介绍，中心组建了一年一轮换的应急队。约40名来自不同科室的应急队员需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没有疫情也不能出成都绕城，以保证能在半小时内到达工作岗位。为让应急队员熟悉接诊烈性传染病病患的流程，医院每年会组织4次以上的应急演练。此外，医院还就预留了两层楼的应急病区，能按照应对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需求，迅速整理出来并投入使用。

开展第一阶段工作的同时，后期的应急预案也在跟进。“刚开始病人不多，但疫情在爬坡期，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患者住进来。所以我们筹备了第二病区、第三病区。如果实在接纳不了，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是后备医院之一。”张仁卿介绍。

组织医务人员、病区、物资……说起来都是这几块工作，但做起来繁琐无比。“大家都笑称我是管家婆。”结核病区护士长肖旭钰告诉记者，腾出一个新病区，从医疗器材到病人的吃喝拉撒等，她都得做好规划。“病区医护人员来自不同科室，病区内又划分了防止交叉感染的三通道，如何做好指示牌，让大家一目了然，不走错道，也需要考虑到。且指示牌还需塑封起来，否则无法消毒。”肖旭钰举例说。

“确保医护人员零感染是头等大事，为此，几乎所有的工作流程都需要梳理完善。”万彬介绍，为保证医护人员安全，医院编制了几十个操作规程。“比如确诊病人要去拍CT前，需要联系医务科、保卫科做好二级防护，用负压车转移病人；挨着CT室的门诊需划定隔离区域，CT室也需划定操作区域，清理无关人员。操作完后，连CT室鼠标如何消毒擦拭都需要规定清楚。”

无需多言的默契

突然“开战”，工作量增大，但万彬没有为人员问题发过愁。

“光是‘请战’的信息，我就收到了几十条。”万彬介绍，约有100多名医护人员分梯队到新冠肺炎病区工作，占到了全院医护人员的四分之一左右。

“很多妹妹都还没有结婚，完全还是孩子，也有累得哭鼻子的，但从来没有哪个说害怕，不愿意干的。”万彬说，一名还处于哺乳期的护士发来的消息让她红了眼眶。“当时中西医临床科室的护士被整体调到新冠肺炎病区工作，考虑到其中一名护士还在哺乳，我就没作调动，结果这位护士发信息说孩子都送回老家了，让我怎么安排都行。都是当妈的人，出于人性化考虑，我还是没让她去隔离病房。”

插管，最可能职业暴露的治疗环节。医护人员需凑近患者的口鼻将患者气道打开，带着病毒的飞沫随时可能扑面而来。护理部副主任付莉没想到，这样危险的工作，也有人“抢”。

杜小彬是ICU为数不多的男护士，他随时关注着应急病房的情况，一听说有患者需要插管，他立马给付莉发来信息：“是时候发挥出重症的优势了。还有以前在应急队的时候，从来没有应过急，现在一定要补上啊。”

关于“到一线去”，医护人员间仿佛有一种默契，而他们与家人之间，也有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

作为应急队的一员，重症一病区主任杨铭第一时间转岗到了新冠肺炎病区。当时临近过年，杨铭每天都会收到家人盼望她回家过年的信息。

“父亲的话，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接，只能说我尽量回家，不敢说我在新冠肺炎病区工作回不去。”杨铭回忆，后来父亲可能也有所察觉，也没有明确问，只是反复叮嘱要注意身体。“80岁的父亲，现在为了我，都学会了用微信视频了。每天不论多晚，都要和我视频。”

外科病区护士长谭娟也是以应急队员的身份到新冠肺炎病区工作的，丈夫涂程是成都市疾控中心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为避免交叉感染，涂程搬到同事家，家离医院比较远的肖旭钰则搬到了谭娟家中。“到一线后，我们就没再回家了，有的‘打组合’，有的搬进了医院安排的集体宿舍。家里有老有小，还是注意点为好。”肖旭钰说，最想念的还是8岁的儿子，有空会视频通话，但有时候下班太晚，孩子都睡了，说不上话。

而谭娟的丈夫最期待的是，能借着工作的机会到公卫中心一趟。“即使我在外面，透过窗户给谭娟打个招呼也好。”

困难，始料未及

做再多准备，“战争”打响后，也会遇到始料未及的困难。

1月26日，一张“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接受爱心捐赠公告”的海报图在成都人的朋友圈中刷屏。“有人说公卫中心本来就是医治传染病的，还缺防护用品？这次是真的没法了。”万彬直言。

事实上，公卫中心一直有政府拨付的专项经费，用于应急物资储备。“库房储备的防护物资够15名医护人员使用15天，另外，还有15天的物资储存在供应商位于上海的库房里，有需求，那边随时发货。”中心后勤保障科科长杨碧惠介绍，部分防护物资的保质期是三到五年，因此不敢储备太多，怕浪费。

1月20日，中心收治已经收治了十余名新冠肺炎病人，医院决定请供货商发回已付款的物资，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对方却表示，物资已经被收归国家统一调度，无法提供全部，只能发三天的货过来。

前线在打仗，后方眼看要断供了！原本比较冷门的后勤保障科，突然成了全院的焦点。“我们全员加班，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商家，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试试。”杨碧惠说。

“有一次，为了9个医用N95口罩，我们开车几十公里去了趟新都。”后勤保障科医学装备组组长田谊回忆，一些医用物资供货商还有极少部分的防护用品，但春节期间快递基本停了，大家只能自己开车去取。

正值焦急的时候，杨碧惠接到了一些询问可否捐赠物资的电话。“为了让捐赠更规范，同时也考虑到要对医护人员的安全负责，我们于是发了接受捐赠的公告。”杨碧惠介绍。

“非常感动，不少捐赠的防护物资都是靠人从国外一点一点‘背’回来的，”田谊说，“但这些物资防护标准差异大，很多无法在隔离病房使用。”

好在政府也在全力协调，物资紧缺问题逐渐缓解。“因需求量大，医院只能把有限的防护物资分区域、分级定量使用，尽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安全。”杨碧惠说。

公卫中心院感科科长段晓菲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十天内改造出370间负压病房的任务。“这样的改造，相当于医院的整个工作流程都要发生变化。”

1月26日，改造工作连夜启动。然而，一个始料未及的困难出现在段晓菲面前——即将改造的病房本来住有患有其他传染病的病人，离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隔离病房也很近，工人因担心自己会被感染，不愿进场施工。医院空地里，面对几十名工人，没有扩音器，段晓菲只有扯着嗓子喊：“大家不要担心，病房里的病人搬出去后，我们都进行了消毒。负压病房里面的空气排出之前，都经过过滤，没有问题。”

工人的工作做通了，没多久，医院的各个工作群里，又有了一些医护人员对新病房改造后是否能防止交叉感染表达了担忧。没有妄下结论，段晓菲找到医院基建科科长，详细了解了负压病房、负压系统的原理后，耐心地向同事们作解释。

病房里的“遭遇战”

重症病区，“战场”的中心。

3月4日下午，重症二病区一部心电监测仪突然响起警报。“患者心脏骤停！”病区主任陈红和派驻在公卫中心的华西医院相关专家立马投入到抢救当中，直至次日凌晨……

在这里，类似的生死救援，随时可能上演。一个多月来，陈红都紧绷着“一根弦”。

迄今为止，重症病区前前后后接诊了30多名重症及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这次太特殊了，老年人特别多，80岁以上的都有好几个。”陈红说，因老年人基本都有基础疾病，加上新冠肺炎病程很快，很难扛得住。“可以说，四川最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这里了，每天都有几十个专家会诊，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延续生命，争取时间。”

重症病房内，有绝望，也有惊喜。陈红回忆，有个80多岁的老人刚入院的时候，情况还可以，但病情突然加重，几天时间肺就全白了，幸而经过治疗，老人很快恢复，现在出院了。而另一个60多岁的病人，有合并糖尿病、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等，上了ECMO，还是走了……

工作近30年，生死见的多了，但每一个生命逝去，陈红坦言，“还是有无力感”。

除了心理上的压力，对新冠肺炎病区的医护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体力。

“我常常不记得今天是周几。”接受记者采访时，杨铭的口罩遮住了脸，但从她的眼睛依然能看出疲惫。

分体服、防护服、隔离服、鞋套、两层手套以及医用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外科手术口罩和护目镜……每天，杨铭进入到病区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穿好“二级防护”，每完成一步，旁边都有人检查并在表格上打勾。若是需要开展一些危险系数高的治疗，还需要穿戴有负压面罩的三级防护。“憋在里面，无时无刻不想念新鲜空气。”杨铭直言。

“按道理，防护服穿4个小时就要换，但遇上手术或其他事，六七个小时才出来是常态。衣服不透气，汗水直流，每天下来，感觉整个人像被水泡过一样。”陈红说，“其实，我们一般不用尿不湿，一是不喝水，二是水分都随着汗水排了。”

在和记者对话时，肖旭钰的声音有些沙哑，她告诉记者，那是因为在病房里被封得严严实实，说话总不自觉地提高嗓门。

肖旭钰还有一个烦恼。“穿这么多，人本来就很笨重，再戴上两层手套，打针这样的日常工作也变得不简单了。”

隔离病房“放大”着患者的喜怒哀乐

在封闭的环境里直面未知病毒，隔离病房内像是一个放大镜，放大着患者的喜怒哀乐。

“他挥舞着手臂大吼，说我们剥夺了他的自由，怎么劝都不听。”令杨铭印象深刻的是一名50多岁的轻症患者，“可能隔离久了，心情烦闷，他开始抵触治疗。看到同一个病房有患者出院，就彻底爆发了。”

在重症二病区，也有一名“总不满意”的患者。“这位老人原本就有肾衰竭，需要长期做透析。在外面，透析一次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但在重症监护室，只能做床旁透析，一次需要在床上躺10小时，患者很难受，各种不满。”陈红说。

孤独、恐惧、焦虑、烦躁……调节病患的情绪成了医护人员重要的工作之一。

“患者亲人不在身边，我们就成了他们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细心的肖旭钰会把性格开朗的病人与性格内向的病人安排在一个病房。她还托人录制了舒缓情绪的音频发给大家。“有个患者家里八个亲人，五人被确诊，其他人也被隔离，心情都不好，她把这些音频转给了家人，觉得很受用。”肖旭钰很欣慰，“她甚至说我们是菩萨派来的天使。”

经过医生护士一段时间的照顾，那位“总不满意”病患也彻底转变了态度。“前两天，她过生日，我们还给她送了鲜花，别提多高兴了。”陈红说。

朝夕相处，肖旭钰感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隔离病房没有护工、清洁工，护士除了医护工作以外，还得照顾病人的日常生活，打扫病房的清洁卫生，包括帮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擦洗身体、处理排泄物等。有一天，肖旭钰收到了一名患者发来的微信，照片里都是护士们干着脏活累活的样子。还有一次，一名患者的氧气管掉到了地上，她正要去捡，这名患者制止说，“离远点，离远点，莫把你传染了”。

“他们能看到我们的好，就够了。”肖旭钰手机里存着很多病患发来的微信，舍不得删。“有很多‘嬢嬢款’表情包，比如闪着金光的‘谢谢’‘一生平安’，看着暖心。”肖旭钰笑着说，“之前，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一线抗‘疫’医务人员子女入学的优惠政策，一位病人立马把好消息转发给我了，让我赶紧研究研究。”

病人出院，是杨铭最开心的时刻。

1月29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愈患者杨先生出院。杨铭和护士长马静早早做好准备，将杨先生送到了门口。肖旭钰没搞得赢去。“我们只见过几面，他给我发信息说‘我以为你也会来’。有点意外，也有点遗憾。”

从那之后，陆陆续续又有60多名治愈患者从公卫中心出院。“有治愈患者看到血浆对治疗新型冠状肺炎有帮助的消息，主动表示要去捐献。”杨铭说，“这些事儿让我觉得，面对新冠病毒，不止是医护人员，社会各界，包括患者，我们都在一起战斗。”

图片由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