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怎么看、问题短板如何补，代表委员展开热议

　　●通过哨点前移、社会参与、信息支持、专业支撑，建立权责清晰、协调联动的，可应对未知传染病暴发的，更为敏感可靠的监测预警防控网络

　　●打造“平战结合”的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运行模式，综合性医院完善负压设施设备配置，保障“战时”收治床位快速拓展、设施设备快速到位，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完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大数据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同时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设公共卫生学专业

　　●结合现有法律法规中的空白环节，可以在现行立法中加入风险评估、风险沟通条款，并增设“新型传染病”类别和非医疗机构产出废弃物处置条例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十分不易、成之惟艰。”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建言如何补齐疫情防控暴露出的问题短板。

□川报集团特派记者 林凌 本报记者 钟振宇 黄大海

谈体会

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

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

　　在全国人大代表、省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杨先农看来，疫情防控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这场阻击战，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

　　四川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市长邹自景讲了一个小细节：广元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的报名通知是凌晨一点半接到的，短短6个小时后，医护人员就完成集结出发。“这次疫情防控，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甘孜州藏医院副院长江吉村回忆，2月14日，他和同事组成藏医医疗支援小组进驻道孚县，“不只我们医护人员，每一个人都在为打赢这场阻击战默默努力。”

　　“看到大家健康安全，所有付出和劳累都是值得的。”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说，在疫情期间，村组干部分组包户，精准排查落实到每一个人，起早贪黑，经常连水都顾不得喝上一口。不少村民找到她提出“要向武汉捐款”，短短几天，村里的乡亲就自发捐款6万余元。

　　丹棱县齐乐镇龙鹄村党支部书记罗朝运代表，康定市雅拉乡头道桥村党支部书记郑建英代表，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绍容代表也和陶勋花有着同样的感受，面对疫情防控阻击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麒说，当听到报告中的这句话，内心充满着感动和骄傲。“这是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最好体现，很庆幸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提建议

除了要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系统与长效机制

还应该构建防控治一体的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

　　代表们表示，在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如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大家积极建言。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副市长刘旭光建议，通过哨点前移、社会参与、信息支持、专业支撑，建立权责清晰、协调联动的，可应对未知传染病暴发的，更为敏感可靠的监测预警防控网络。

　　作为四川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建议，除了要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系统与长效机制，还应该构建防控治一体的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可以打造‘平战结合’的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运行模式，综合性医院完善负压病房、负压担架、负压救护车等设施设备的配置，保障‘战时’收治床位快速拓展、设施设备快速到位，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在全国人大代表、内江市副市长陈朗看来，疫情防控暴露出基层防控能力、医用应急物资储备和生产、公共卫生人才三个“不足”。她建议推进改革完善基层重大疫情防控和救治体系，“比如可以通过国家统筹实施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提升工程，推进感染性疾病专科和传染病院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基层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玉波认为，要完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教学内容，强化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大数据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同时要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设公共卫生学专业，加快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代表委员表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需要加快完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仰协建议，根据疫情暴露问题，结合现有法律法规中的空白环节，可以在现行立法中加入风险评估、风险沟通条款，并增设“新型传染病”类别和非医疗机构产出废弃物处置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