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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红船:“90后”与“00后”的梦想启航

封面新闻    2020年07月01日

1921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天初亮,王会悟就匆匆赶往上海北站。她要赶7点35分去嘉兴的早班快车。去嘉兴继续开会的主意是她出的,这一番旅程,她得负起责任,为身后十几个同志和外国客人安排好一切。

随后,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赶赴嘉兴,只见“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鹤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王会悟是他的新婚妻子。

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顺利闭幕。23岁的王会悟是这一众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非与会代表。她扮作南湖上的船娘,守在前舱,为代表们放哨。

38年后,王会悟已经想不起会议日期等细节,但对南湖上画舫、船只数目,其他画舫主人,当时在做什么,依然历历在目。她还记得“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阳”,但对于中国,这天却是光明的启航。

“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

1920年春夏之际,陈独秀等进步青年,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下简称上海小组)。到1921年5月,全国已有7个共产主义小组。不过,全国党员总人数加起来都还不到60人。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将上海小组的领导任务交给刚满30岁的李达代理。

陈独秀走后半年,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李达回忆:“六月初旬,马林和尼科洛夫(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6月中旬,上海小组秘密发信到各地,预备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

根据马林1921年7月9日向共产国际发出的报告,上海小组将大会会期定于7月底。短短一个月时间,要召集6个地方的代表,筹备大会决议等各项事宜,时间上很仓促。两名重要的建党发起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前往上海赴会。

7月下旬,各地代表共13名,分批抵达上海。这是一群极年轻的知识分子,除了董必武(1886年生)与何叔衡(1876年生),其他人都是“90后”与“00后”。

上海小组人手有限,在李达张罗会务的同时,部分后勤工作就由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承担下来。

王会悟比李达小8岁。认识李达以前,王会悟就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秘书。1920年下半年,王会悟和李达在陈独秀家举办了婚礼。同年,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王会悟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和外地代表的住宿,都由她具体安排。大会于7月23日开幕,原定议程为7天。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代表和两位外国代表正准备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遭到巡捕房的搜查。会议议程被迫中断。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至少中断了两天,代表们商议更换地点,再用一天的时间,将会议结束。由于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既然对外称是暑期旅行团,代表们商议就继续以“游览的姿态”来作掩护。

王会悟提出不如去离乌镇不远的嘉兴。嘉兴有一个南湖,“游人少,好隐蔽,(我)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嘉兴正好处于上海到杭州之间,只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代表们都同意了。

湖烟湖雨荡湖波

嘉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内河道纵横,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新中国成立以前,嘉兴的公路网不完备,水运是客货运输的主要方式。嘉兴也是浙江南北通航的要道,水路往南可去杭州,东达上海,北通湖州,在浙江的通航里程名列第一。

20世纪30年代,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曾在嘉兴避难半年有余。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几乎每天都乘船游湖,或沿运河游走,以躲避日军的搜捕。

嘉兴的南湖旧称鸳鸯湖,整个湖域由东南湖与西南湖两部分组成,如鸳鸯交颈。虽然不如西湖、玄武湖名声在外,但也是江南名湖之一。乾隆六次下江南,都在此湖驻足小憩。

作为钱塘六百里的一部分,南湖也少不了华丽的画舫。南湖画舫,俗称丝网船,源自无锡,清末在嘉兴十分流行,多时湖面聚集有数十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湖画舫仍是江南骚客所喜爱的游览项目,由于离上海很近,常有沪上名流到南湖包画舫游玩。上海《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就曾于1935年前后,到南湖坐画舫游玩。

据他记录,南湖大画舫费用不便宜,租一天要3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编辑一个月的收入,“这画舫……可容纳三四十人,有炕床,有藤榻,用朱漆髹得焕然一新,还雕刻着许多古代人物,涂作金黄色。”

陈灵犀表示,坐画舫需要提前预订。因此,中共“一大”闭幕会当天,王会悟虽赶早班火车到嘉兴,却没订到想要的大画舫。

“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

王会悟去嘉兴的时间,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中共“一大”虽然是宣布建党的重要大会,但并没有留下一份中文文件。据一大代表陈公博记述,法国巡捕房搜查后,他被跟踪,回旅馆就将所有文件付之一炬。

34岁的董必武作为武汉代表之一出席了“一大”。半个世纪以后,1971年,他曾回忆道:“一大没有任何文件……他(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但王会悟一直记得,休会以后“隔了两天”,才去嘉兴,也就是1921年8月2日。王会悟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反复接受采访,回忆中共“一大”闭幕的过程,这期间她一直坚持“相隔两天”的说法。

当天,王会悟没能订到大画舫,只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包餐食。不过即便是中型画舫也很宽敞,里舱能摆下一张大八仙桌,十几个人聚会绰绰有余。末了,她还不忘借了一副麻将。据无锡老船工杨荣林回忆,20世纪20年代,客人们租画舫常常为了打麻将,“灯船(画舫)的优点是静……在浩渺的水面上叉叉麻将,不会受干扰。”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几名代表先到,王会悟带他们先到湖上转了一圈,“目的是观察船停靠的位置。”画舫体积大,不易四处游走,一般行到湖中后,就会找地方停下来。

据陈灵犀的记录,南湖的画舫周围,总是围着十几艘“赤膊”小船或小蓬船,如果要游湖,就要坐小船。1964年,董必武回南湖视察时,也曾提到当时开会,雇有两条船。当时嘉兴县委宣传部调查认为,可能是画舫自备用来接送客人的“拖梢船”。

余下的代表们约莫在上午11点左右,陆续抵达画舫。有4个人没能出席,分别是李汉俊、陈公博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嘉兴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县城,两位国际友人在城里行走太过显眼。李汉俊、陈公博是巡捕房搜查时唯一在场的两名代表,因被密探盯梢,无法到场。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

会议开始以后,唯一的非代表王会悟便装成船娘,到前舱盯梢。

嘉兴的船娘很有名。据1936年嘉兴地方志记载,“清末民初时,南湖船娘之风最盛”。据1936年《申报》的文章,到南湖来游览,总要一睹船娘的风采。尤其是夏天,这是船娘们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湖上游船,极少没有船娘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会悟还换上了白夏布斜襟短衫和黑丝绸裙子。据陈灵犀和1937年《申报》的记录,黑白分明的打扮,是当时南湖船娘的“职业装”。

这身装扮对王会悟来说,是绝佳的掩护。一有风吹草动,她便敲打舱门。中午开餐,她也没有进里舱,饭也不吃,坐在前舱观望。

上午会议开始后,曾下起一阵雨,湖面上游人散去不少,代表们也更安心地开会。但到了下午,湖面上的游船多了起来。可能是精神高度集中,以至于38年后,王会悟回忆起当天湖面上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

有一艘汽艇开进湖中,引起王会悟的警惕,令代表们临时休会。20世纪20年代,游艇还不普及。游艇的拥有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军阀一类的人物。待后来查清该汽艇是私人所有,大家才放下心来继续开会。

据王会悟和“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会议在上海中断以后,大家都比较焦虑。因此,代表们都盼望能在南湖早点结束会议,“大家的发言也精简了许多。”会议在傍晚时分顺利闭幕。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乘着这江南画卷,梦想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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