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天初亮，王会悟就匆匆赶往上海北站。她要赶7点35分去嘉兴的早班快车。去嘉兴继续开会的主意是她出的，这一番旅程，她得负起责任，为身后十几个同志和外国客人安排好一切。

随后，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赶赴嘉兴，只见“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鹤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王会悟是他的新婚妻子。

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顺利闭幕。23岁的王会悟是这一众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非与会代表。她扮作南湖上的船娘，守在前舱，为代表们放哨。

38年后，王会悟已经想不起会议日期等细节，但对南湖上画舫、船只数目，其他画舫主人，当时在做什么，依然历历在目。她还记得“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阳”，但对于中国，这天却是光明的启航。

“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

1920年春夏之际，陈独秀等进步青年，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下简称上海小组）。到1921年5月，全国已有7个共产主义小组。不过，全国党员总人数加起来都还不到60人。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将上海小组的领导任务交给刚满30岁的李达代理。

陈独秀走后半年，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李达回忆：“六月初旬，马林和尼科洛夫（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6月中旬，上海小组秘密发信到各地，预备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

根据马林1921年7月9日向共产国际发出的报告，上海小组将大会会期定于7月底。短短一个月时间，要召集6个地方的代表，筹备大会决议等各项事宜，时间上很仓促。两名重要的建党发起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前往上海赴会。

7月下旬，各地代表共13名，分批抵达上海。这是一群极年轻的知识分子，除了董必武（1886年生）与何叔衡（1876年生），其他人都是“90后”与“00后”。

上海小组人手有限，在李达张罗会务的同时，部分后勤工作就由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承担下来。

王会悟比李达小8岁。认识李达以前，王会悟就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秘书。1920年下半年，王会悟和李达在陈独秀家举办了婚礼。同年，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王会悟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和外地代表的住宿，都由她具体安排。大会于7月23日开幕，原定议程为7天。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代表和两位外国代表正准备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遭到巡捕房的搜查。会议议程被迫中断。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至少中断了两天，代表们商议更换地点，再用一天的时间，将会议结束。由于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既然对外称是暑期旅行团，代表们商议就继续以“游览的姿态”来作掩护。

王会悟提出不如去离乌镇不远的嘉兴。嘉兴有一个南湖，“游人少，好隐蔽，（我）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嘉兴正好处于上海到杭州之间，只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代表们都同意了。

湖烟湖雨荡湖波

嘉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内河道纵横，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新中国成立以前，嘉兴的公路网不完备，水运是客货运输的主要方式。嘉兴也是浙江南北通航的要道，水路往南可去杭州，东达上海，北通湖州，在浙江的通航里程名列第一。

20世纪30年代，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曾在嘉兴避难半年有余。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几乎每天都乘船游湖，或沿运河游走，以躲避日军的搜捕。

嘉兴的南湖旧称鸳鸯湖，整个湖域由东南湖与西南湖两部分组成，如鸳鸯交颈。虽然不如西湖、玄武湖名声在外，但也是江南名湖之一。乾隆六次下江南，都在此湖驻足小憩。

作为钱塘六百里的一部分，南湖也少不了华丽的画舫。南湖画舫，俗称丝网船，源自无锡，清末在嘉兴十分流行，多时湖面聚集有数十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湖画舫仍是江南骚客所喜爱的游览项目，由于离上海很近，常有沪上名流到南湖包画舫游玩。上海《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就曾于1935年前后，到南湖坐画舫游玩。

据他记录，南湖大画舫费用不便宜，租一天要3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编辑一个月的收入，“这画舫……可容纳三四十人，有炕床，有藤榻，用朱漆髹得焕然一新，还雕刻着许多古代人物，涂作金黄色。”

陈灵犀表示，坐画舫需要提前预订。因此，中共“一大”闭幕会当天，王会悟虽赶早班火车到嘉兴，却没订到想要的大画舫。

“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

王会悟去嘉兴的时间，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中共“一大”虽然是宣布建党的重要大会，但并没有留下一份中文文件。据一大代表陈公博记述，法国巡捕房搜查后，他被跟踪，回旅馆就将所有文件付之一炬。

34岁的董必武作为武汉代表之一出席了“一大”。半个世纪以后，1971年，他曾回忆道：“一大没有任何文件……他（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但王会悟一直记得，休会以后“隔了两天”，才去嘉兴，也就是1921年8月2日。王会悟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反复接受采访，回忆中共“一大”闭幕的过程，这期间她一直坚持“相隔两天”的说法。

当天，王会悟没能订到大画舫，只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包餐食。不过即便是中型画舫也很宽敞，里舱能摆下一张大八仙桌，十几个人聚会绰绰有余。末了，她还不忘借了一副麻将。据无锡老船工杨荣林回忆，20世纪20年代，客人们租画舫常常为了打麻将，“灯船（画舫）的优点是静……在浩渺的水面上叉叉麻将，不会受干扰。”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几名代表先到，王会悟带他们先到湖上转了一圈，“目的是观察船停靠的位置。”画舫体积大，不易四处游走，一般行到湖中后，就会找地方停下来。

据陈灵犀的记录，南湖的画舫周围，总是围着十几艘“赤膊”小船或小蓬船，如果要游湖，就要坐小船。1964年，董必武回南湖视察时，也曾提到当时开会，雇有两条船。当时嘉兴县委宣传部调查认为，可能是画舫自备用来接送客人的“拖梢船”。

余下的代表们约莫在上午11点左右，陆续抵达画舫。有4个人没能出席，分别是李汉俊、陈公博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嘉兴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县城，两位国际友人在城里行走太过显眼。李汉俊、陈公博是巡捕房搜查时唯一在场的两名代表，因被密探盯梢，无法到场。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

会议开始以后，唯一的非代表王会悟便装成船娘，到前舱盯梢。

嘉兴的船娘很有名。据1936年嘉兴地方志记载，“清末民初时，南湖船娘之风最盛”。据1936年《申报》的文章，到南湖来游览，总要一睹船娘的风采。尤其是夏天，这是船娘们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湖上游船，极少没有船娘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会悟还换上了白夏布斜襟短衫和黑丝绸裙子。据陈灵犀和1937年《申报》的记录，黑白分明的打扮，是当时南湖船娘的“职业装”。

这身装扮对王会悟来说，是绝佳的掩护。一有风吹草动，她便敲打舱门。中午开餐，她也没有进里舱，饭也不吃，坐在前舱观望。

上午会议开始后，曾下起一阵雨，湖面上游人散去不少，代表们也更安心地开会。但到了下午，湖面上的游船多了起来。可能是精神高度集中，以至于38年后，王会悟回忆起当天湖面上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

有一艘汽艇开进湖中，引起王会悟的警惕，令代表们临时休会。20世纪20年代，游艇还不普及。游艇的拥有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军阀一类的人物。待后来查清该汽艇是私人所有，大家才放下心来继续开会。

据王会悟和“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会议在上海中断以后，大家都比较焦虑。因此，代表们都盼望能在南湖早点结束会议，“大家的发言也精简了许多。”会议在傍晚时分顺利闭幕。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乘着这江南画卷，梦想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