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治理实践证明：法令行则国治，发令弛则国乱。
回顾中国历史，放眼近代世界，因法治兴国、因法驰乱国之鉴不胜枚举。从我国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因崇尚法治而兴国，终灭六国统天下；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前约法三章，努力安定社会秩序，尽得民心，终建立汉王朝。虽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被后人推崇，但却因“均田令”被日益破坏，法令松驰，终致安史之乱，国运由此衰退。从近代世界史看，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因倡导“主权至上、个人权利、权力制约”三大要素的资本主义法制体系建设迅速崛起，美国也因积极践行“三权分立”法治思想而后来居上，至今仍主导着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我们不难从历史兴衰更替和世界他国的治理实践看出，一个国家只有崇尚法治、严格执法，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才能治理整顿好，才能兴旺繁荣。否则，如果法律松弛，无法执行，国家一定会有动乱，国力也会越来越衰弱。国家如此、甘孜如此，法令行则治，发令弛则乱。因此，要实现甘孜藏区长治久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强化依法治州理念，用法治引领群众思想，用法治规范群众行为，用法治强化依法行政，用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用法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
二、甘孜藏区厉行法治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从象雄王朝到今天的藏区，从原始苯教到藏传佛教，藏族先民能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繁衍，源于强大的精神信仰，这也造就了藏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历经千年，宗教已深深根植于群众生产生活中，“修来世、轻今生”的观念主导信众精神世界，一些群众笃信宗教，认为宗教是万能的，民众普遍法治意识淡薄，厉行法治势在必行。二是滞后的社会发育。藏区社会发育起步晚、基础差，经济社会发展不足，科教文化事业落后，群众受教育机会少，人口素质整体偏低；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创业平台不多，群众难以接触现代文明；现代公共服务不到位，群众文化生活单一，社会法治基础脆弱，厉行法治势在必行。三是境外的干扰破坏。近年来，我们在处置一些涉稳案事件中发现，一旦依法打击违法人员，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便随即以人权为名，大肆扭曲炒作，以国际舆论向我施压，妄图干扰破坏我依法执政，一些非法出境回流人员认为找到了“保护伞”，无法无天、做大成势，面对境外的干扰破坏，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必须坚持政治问题法治化处理，厉行法治势在必行。四是现实的矛盾问题。当前，既是推进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建设的关键期，又是各类矛盾纠纷易发多发期，一旦处理不好，极易演变升级。同时，由于藏区社会管理基础薄弱，一些干部法治意识不强，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行为，放出来、带出来、养出来一些突出问题，依法执政能力急待提高，厉行法治势在必行。
三、突出重点，强力推进法治甘孜建设。
一、宣传教育是前提。必须深入持久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实现全覆盖，让群众、干部、僧人懂法，知晓守法违法的利害。必须结合群众工作全覆盖，深化全面学法年活动实效，根据不同的群体编印不同的宣传资料，组建强有力的宣讲团，切实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帮组干部群众僧人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明白守法是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人和社会平安的底线。
二、依法治寺是关键。寺庙治则群众治藏区治，寺庙安则群众安藏区安。宗教和寺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被人利用做不该做的事情。在寺庙管理中，我们必须坚持法律底线，坚持反分裂斗争底线，依法管理要到位，绝不能含糊。要结合长效机制建设，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依法治理宗教领域突出问题，真正让广大僧尼认识到国法大于佛法，没有法外之寺、法外之僧。
三、打击犯罪是抓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不外乎就普遍教育、关心关爱、打击犯罪三个方面，尤其在局部分裂破坏严重的地区，民生不等于民心，必须坚持多手联动。要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把惩治一批犯罪、打击一批恶人作为衡量法治甘孜建设成效的关键所在。要对重大案件实行强力攻坚，把那些违反国家法律的闹事分子、分裂分子、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坚决绳之以法，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抵御渗透，切实彰显法制权威，用法治出权威、治出平安。
四、队伍建设是保证。基层很多问题表现在群众，根源还是在干部。要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甘孜藏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干部队伍是重要保证，法治甘孜建设重点要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因此，干部必须带头学法，带头用法解决问题，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让干部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实践告诉我们：重不重视法治是一个干部政治上成熟与否的表现，是一个地方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我深切地感受到：治甘兴康，重在厉行法治，法治建设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必须真抓狠抓长期抓，才能筑牢主动创稳的基础。我坚定地认为：有州委的坚强领导，有滴水穿石的执着精神，就一定能谱写出法治甘孜建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