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城皮洛遗址的重大发现，在学术界被誉为“石破天惊”。然而，它的诞生背景却是基于配合基建进行的川藏铁路调查。正是考古人员主动预设在基建调查之余同步进行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才有了皮洛遗址的考古成果。稻城皮洛遗址发掘执行领队郑喆轩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201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布置了川藏铁路文物调查任务，郑喆轩主动请缨，并且提出了基建和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成为其后川西高原及四川持续不断开展系统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工作的最初契机。

在高原进行调查，考古人员既要克服高原反应导致的头痛及疲惫，还要面临拉网式调查勘探却一无所获的挫败。郑喆轩介绍，他和团队不断调整思路、总结经验，终于在当年3月，在新都桥发现了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工具手斧。

此后，川藏铁路调查任务完成，团队便转入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最终在2020年5月发现了皮洛遗址。这处遗址的收获之丰，让考古人员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在调查当天就发现了少量的石核、石片；次日捡到了手斧。再过两天，发现其中一个区域暴露的旧石器俯拾皆是，仅手斧就采集了差不多20件。

消息报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工作者获批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最终发现——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迄今世界海拔最高、东亚地区最典型精美的手斧遗存及世界最早的人工刻划行为，填补了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国际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与信息。

皮洛遗址的发现，充分反映出中国考古学课题性越来越强、学术目标愈加明确等主要发展特点，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深入。皮洛遗址的调查，正是变“被动”为“主动”，始终将课题贯穿始终，将配合基建发掘视为解决学术课题的机会，不遗余力将研究做深、做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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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遗址将继续展开发掘

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笔者了解到，今年，皮洛遗址的发掘将兼顾主动性和抢救性发掘两方面，既希望全面把握遗址的整体堆积状况和文化面貌，从而为后续的研究、保护及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也将对遗址受自然侵蚀和生产性破坏的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本次主动发掘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考古人员希望通过更多的材料深入了解遗址石器演化等相关问题。以皮洛遗址发掘为依托，考古人员也将继续展开遗址周边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外，还将在遗址调查、发掘及整理研究中，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为遗址长期的研究、保护、利用等提供科学依据，并编制遗址保护规划。 本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