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叫韦琼英，是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杨河乡卫生院的一名普通医生。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彝乡的心路历程，向大家汇报我在彝乡的工作点滴。

    在峨边海拨2000到3000米的高山上，每年4、5月份会盛开着一种美丽的花，名叫杜鹃花，彝乡人称它为“索玛花”。最近几年索玛花开的时候，我都会收到一个漂亮的小瓶子，里面装满了五彩缤纷的索玛花瓣儿。这是我的一个彝族“干女儿”送我的特殊礼物。闻着索玛花的馨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些年无悔的青春岁月。

    23年前，未满20岁的我从乐山卫校西医临床专业毕业，分配到杨河乡卫生院工作。杨河乡是小凉山深处的一个纯彝族乡，距县城有40多公里，境内山高路险，沟壑纵横，没有公共汽车，不通电话。卫生院里只有一名老医生，一副听诊器、一支体温表就是卫生院最先进的“家当”。尽管我也长在农村，但彝区的偏僻和落后，还是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在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面前，我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一次下村触目惊心的一幕，让我改变了想法。那是在杨河乡的高湾村，一名产妇快要生产了，她半蹲在铺着干草、垫着披毡的地上待产。新生儿降生后，我惊讶地看到，当地的接生婆用一把割猪草的镰刀，随意地割断了新生儿的脐带，并把脐带留了5、6厘米长，眼前的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简陋的条件、落后的习俗、没有消毒的脐带,很容易造成新生儿感染破伤风。彝区群众需要医生！彝区降生的小生命需要医学的呵护啊！而我，一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医生，是不是应该为这里做一些什么？就在那一瞬间，我为自己曾经的脆弱感到懊悔，更为自己想在半夜收拾东西逃跑的念头感到脸红。我应该留下来，这里需要我！就这样，我选择了留下。

    在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杨河乡最好的医生。”但是，由于语言不通，老乡们并不认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怎样才能够让彝族老乡们接纳我，接受科学的生育方法呢？ 沟通是前提，我必须先过语言关。于是，我就从吃饭、睡觉、发烧、咳嗽等简单的词语学起，慢慢地能够同老乡们简单的对话了，也逐渐地了解并融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杨河乡，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见证了彝乡医药卫生的发展与变迁。我为此骄傲！这其中有我的付出，那些过去的点点滴滴就是我最大的财富。

    时间倒回到1993年8月的一个下午，记得天下着小雨，仲子村村民简简阿沙匆匆跑进卫生院，大喊着“韦医生，豁几莫（快点救命）！”原来他的妻子怀了双胞胎，上午生下第一个小孩以后，第二个孩子迟迟生不下来。时间就是生命，我背上急救箱准备马上出诊。这时有人悄悄的劝我说:“韦医生，情况这么危急，你就别去了，搞不好一尸两命，到时候你还要吃人命官司。”我迟疑了一下，心里确实有点害怕。但看到简简阿沙渴求和信赖的眼神，想到他的妻子还在家里痛苦挣扎，我不能够再犹豫啦！坚定地跟随着简简阿沙跑出了卫生院。我踩着泥泞，抓着山路两旁的杂草连爬带跑，好不容易赶到了他的家。产妇已经非常虚弱，看见我，用微弱的声音喊了一声：“韦医生”。这时，我的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握住她的手，我安慰她“别害怕，我来了！”我熟练地为她助产，半小时后孩子顺利降生了。可是产妇因为胎盘发生严重粘连，必须要送到县医院去处理，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我和家属们一起迅速地绑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抬着产妇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公路，搭上一辆小货车拼命地往县城赶。4个小伙子用担架抬着产妇站在车上，我就一只手高高地举着输液瓶，一只手紧紧稳住产妇那只扎有针头的手。天渐渐黑了下来，雨也越下越大，山路崎岖难行，我们浑身都被大雨给淋透了，嗖嗖的冷风吹得人直打哆嗦。就在这个时候，简简阿沙从产妇身上抽出一张塑料薄膜披到了我的身上，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40多公里的山路走了5个多小时，终于在凌晨1点过，我们到达了县医院。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双腿已胀痛地走不动了，两只手臂酸麻地也抬不起来。

    20多年来，无数次的下乡接生，也无数次的一个人行走在漆黑的山间小路，看到远处影影绰绰的山，听着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我心里都害怕得要命。但只要一想到产妇一家其乐融融的情景，我也就不那么害怕了。让我高兴的是：在我的努力下，新法接生在彝寨渐渐普及开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寨子里出现了很多叫“韦兵”、“韦强”、“韦春妹”的孩子，我这个外地来的小医生，成了这些孩子们的“干妈”，也成了彝族老乡家里最受欢迎的一员。我明白，这是纯朴善良的彝族老乡们给我的最好的褒奖！

    在彝乡，毕摩文化深入人心，有其特色和积极的作用。但革掉“毕摩治病”的顽疾，却要经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记得1995年6月的一天，一个患化脓性扁桃炎的小孩儿到卫生院来就医。高烧41度，我迅速为孩子打点滴消炎。过了一会儿，孩子的父母看到孩子的烧还没有退下来，便找来了一位“毕摩”，就在卫生院的病房里做起了“法事”，并且还不准我再给孩子输液。看着高烧不退的孩子，我无奈地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请求毕摩说：“我用我的方法治疗，你用你的方法治疗，孩子的病好了，就算是你的功劳。慢慢地孩子的高烧退了，病也好了。巧合的是做”法事“的毕摩却因为”支气管炎“发作病倒了，在家里做了”法事“，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得知消息以后，我背上药箱主动上门给他吃药、打针，耐心地给他讲解医学治病的道理，在我的细心治疗下，”毕摩“的病也好了。他竖起大拇指对我说：”韦医生，瓦几瓦（非常好）。“从此以后，这位”毕摩“也成了我科学就医的义务宣传员。

    小凉山上的索玛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转眼我在彝乡工作已是23个春秋。23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可以离开的机会，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留下，杨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走遍了杨河乡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户人家，我学会了彝族老乡的语言。而我，也从“小韦医生”变成了彝族老乡嘴里常常念叨的“韦大姐”、“韦阿姨”、“韦阿妈（婆婆）”。我也从滴酒不沾到习惯和老乡们一起喝大碗大碗的泡水酒、吃大块大快的坨坨肉。从烧得黑乎乎的马铃薯中，我感受到了彝家火塘的温暖；从黄灿灿的包谷饭中，我吃出了彝家老小的纯朴与善良。我脸上有了彝族阿妈一样的慈祥，我成了流淌着汉人血脉的彝族“阿咪子（彝族姑娘）”。

    不过23年来，我没有时间好好的给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也没有时间好好的辅导孩子的学习。在女儿1岁多的时候，我因工作忙，两个多月才回家，女儿指着电话机叫妈妈，却指着面前的我叫阿姨。当女儿生病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在为彝家孩子打针输液；当别的小朋友炫耀自己有妈妈在身旁的时候，女儿会说“我的妈妈是彝寨天使，妈妈要留在他们的身边。”

    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我欠家人的太多太多，但也正是有了亲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又了扎根彝乡的动力。患者的康复就是我的快乐，群众的笑脸就是我的幸福，每当我听见那一声声亲切的阿妈的喊声，每当我收到那满满一瓶索玛花瓣的时候，我真想放声大喊“彝乡你好，青春无悔!”我会永远像小凉山上美丽的“索玛花”，为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而努力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