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纪祖

   诗是极为感性的文学样式，用心地去感受，才是鉴赏它的最佳方式。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点染式”符合这一原理。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莫不为我们提供了鉴赏与批评的范例。因此，要评论回族诗人窦零的诗集《洞箫横吹》，我十分重视自己的第一感觉。

   充满哲思与禅意，是窦零诗歌的一大特征。“枯坐也是菩提树/时间长了，心或空或寂或如灰/身后就莲花灿烂/眼中气象万千”，这样的诗句似乎透露出窦零写作的玄机，表现出他的悟性与才气。他诗化这一尽人皆知的佛教箴语，眼中却气象万千，这就为自己的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宿命虽无可逃遁，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

   他的许多短诗写得极富哲理，如：“洞外看洞中/历史像隧道/幽深又朦胧”，“洞中看洞外/万宗归寂/都一个空”。“人生如浮世流云/三十年前唱一支歌/三十年后唱另一支歌”，“井千年之前是井/井千年之后仍然是井”等等，都很耐人寻味。假定没有经历世事沧桑，假定没有生活的历练，假定没有对存在与虚无的追问，窦零又将何为？

   是的，“我是谁？我何由而来？何往而去？”几乎是每一位诗人对生命的叩问。于是，他梦蝶，梦钓，梦蝉，静坐，思考着人生又迷茫着人生，历经着世事又疑惑着生命，回望着历史又敬畏着永恒。他于抽象中感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于具体中约会着友情、爱情与亲情。印经院、闭关堂等，似乎寄托着他的禅心，雪山、极地似乎藏匿着他的天籁。从先人那里获得启示，亦空亦寂；从爱情中获得温暖，多愁多思。这样，窦零以诗性彰显人性，便在诗歌中活得莲花般灿烂。

   关于“空”的迷茫，似乎是中国文人无可逃遁的宿命。有人说，《红楼梦》中就一个“色”字、一个“空”字。除了佛教的影响，也许对生命存在的惊奇和不可捉摸，才是诗人内心真正的情结。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而生命又是那么美好。时间的无始无终与生命的转瞬即逝，构成了中国诗歌千古吟唱的主题。诚如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写到的那样：“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种情感化的哲思，成为中国诗人的重要基因，似乎代代相传。有人说，“诗之所以为诗，不仅是情感的宣泄，而且是思考的发现”，因此，诗歌中可以表现深刻的哲理。诗的哲理表达应该是多彩多姿的，而在这当中，以对生命的叩问最能引起共鸣。

   窦零诗歌的另一特点，是富于抒情性。自古而今，抒情永远是诗歌不变的品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的古典诗词，莫不以抒情为其主要艺术特征。也有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叙述与白描，但内在的抒情性依然显见，故能达到“温文以丽，意悲而远”的境界。潜在其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从“五四”新诗到新时期诗歌，诗的抒情方式仍然是诗歌表达的主要方式。

   “好诗莫过近人情”，一直是人们判断诗歌的美学标准。窦零的抒情让我们进一步见证了他的诗人气质。在《山中的日子》中，他写道：“是什么使山中的日子这样忧伤又这样充满希望/那高高耸立的雪峰何等荣耀又多么寂寂发凉/山风注定在沟谷中流连忘返/山花烂漫时芳草就碧连天/山里有长亭有柳树有古道侠肠代代梦想/先人们用什么在坚石上刻出谜一样的苍茫……”结尾他说：“固守是另一种高尚/山中，这世上越来越少的还能藏一点永久的地方”。这类诗将抒情与哲理结合，平缓的语调中隐藏着一种辽远的意境，押韵的句式没有牵强的别扭，是让人读得轻松而又能回味的作品。而在《渐行渐远的古镇》中，他写出了一种历史感、沧桑感，充满生活气息和现实元素，其所包含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记忆似一位得道高僧/已坐化在四季之外”。窦零在忆念中的古镇坐拥山川，洞箫横吹，歌吟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他的调子轻慢，他的笛声悠扬，有一种空灵与生活实感交融的意境。

   当然，窦零的抒情没有更为宏阔、更为厚重的气质，没有中国文人常有的“大任担当”。其实这类抒情往往是在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动荡中出现的时代情绪，不应该要求每一时每一人都应该具有。当我们的社会步入和谐发展的时候，当民心更为宽松自由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诗人抒发个人的情感，只要他所抒发的感情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对窦零“亦空亦寂”或爱意摧生、乡恋使然的抒情，就不必有更多的苛求。这也是使诗回到现实生活，回到诗自身的理念。

   作为少数民族血统的诗人，窦零的诗没有显现出更多的民族色彩。他用汉语写作，在他的诗歌中有丰富的汉文化的营养。“康巴作家群”中如意西泽仁、格绒追美、达真等，莫不如此。一方面，他们身上流淌着本民族的血液，另一方面，他们又熟练地用汉语写作。民族的融合，成就了这种现象。民族交融中的文学创作，肯定是康巴作家群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

   本来，民族母语创作应当更能表达少数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和他们对外物的观照、对内心的感应。但在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在时间和空间都变得更加没有距离感的现在，特别是在康巴作家群中的不少作家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情形下，用汉语表达情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窦零亦然。

   那么，“康巴作家群”与汉族作家有何区别呢？主要还是表现在多数作家在写作对象、写作内容的选择上体现出民族性和地域性，而非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出民族性。雪域、高原、藏传佛教、民族风情是他们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窦零在诗的内容上的康巴色彩更弱化。我们或许只能说，是康巴的地域文化氛围造就了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作家又存在着差异。

其实，诗人就是诗人。与其他诗人别无二致，窦零诗歌中的诗性抵达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星星众多的日子/我便偷偷地写了一些诗句/然后独自一人烧掉/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召唤”。他写诗，也许是命定的选择。那远处召唤的是什么，只有诗人能听见。

   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问题：诗是什么？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试图用理论来框定一个概念是困难的。当我们可意会不可言传地体验诗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之找到一个定义。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式和点染式，见出明显的优势。无形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补充、完善乃至创造性延伸。这似乎提示我们，贴近生活实际与创作实际，才是文艺批评获得源头活水的必经之途。

   从窦零的诗歌中，我还想到关于诗歌语言的问题。当内在的情感不得不发的时候，语言是诗性表达最关键的形态。那么，什么是诗性的语言呢？

   我们常说，诗要具有“形象思维”，即在思维的方式上应该是非逻辑的。当诗人情感的闸门打开时，涌出的应当是意象、画面、感受等。思想的光辉应该通过艺术的意境表达出来。而这些要素的实现，则必须通过语言。

   在我看来，诗歌的语言应该是优美的。诗是一种以美感感应人心的独特艺术形式。它诉诸于人的情感，以有无感染力和感染力的强弱见出优劣。它的韵律、节奏感要强，好读好记应是其优点而不是缺点。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对诗的韵律讲究可见一斑。“五四”以来，闻一多等诗人也是十分讲究诗的格律的。

   用词、用字上，诗歌也要讲究精练。古典诗词中，像“乱花渐欲迷人眼”中的“乱”字，“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关”字，“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涨”字，都是很抢眼的、很传神的。新诗虽不像古典诗词那样强调“诗眼”和推敲字句，但语言的精练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形象化、陌生化的表达肯定能让人耳目一新。但陌生化又不能只注重形式意味和语言趣味。一些玩文字的诗之所以隔膜于读者，正在于其远离了诗歌内在的诗性原则。这就需要诗人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从这些角度来看，窦零的诗歌在语言表达上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也有一般化或相对落套的地方。他有的作品语言还不够感性，意象的创造还不够新奇，内在的律动还不够跳跃，在智性的感知与文字的灵动上，还须再下功夫。窦零用汉语言写作，而汉语自身的特点，在无形中约定了新诗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因此，人们对他的期待，也许莫过于在继承汉语诗歌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的突破和创新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