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藏族作家赵敏的小说创作

   ■赵丽

   近几年来，康巴藏族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引起文坛的关注，赵敏就是其中的一位。赵敏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土生土长的康定人。著有长篇小说《康定情人》（2005年出版），2012年，又出版了姊妹篇《康定上空的云》。《康定情人》是一部致力于灵魂书写的书。故事发生的场域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解放时期的康定锅庄，主要讲述银匠儿子尼玛、藏商少爷扎西多吉和锅庄小主人格桑麦朵间的爱恨情仇，小说还展示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崩溃前最后的藏区生活景状。《康定上空的云》是一部70年代人的心灵史。讲述这代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精神梦寻，“我”（云）在藏、汉故乡的双重找寻中，穿越过去又走向未来，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赵敏的小说主要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真实、细腻地展现普通康定人的日常生活、人生追寻，探究个体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它是个人成长记忆与民族性言说的交织，是不断进行自我身份确认和民族文化建构的过程。他的小说既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也带有民族文化的隐喻性。

   1个人成长记忆和民族性言说的交织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赵敏的两部长篇小说主要是讲述个人的人生成长经历。《康定情人》中，尼玛、约翰和驮脚娃兄弟家，共同生活在格桑麦朵家的小锅庄，尼玛与格桑麦朵青梅竹马，长大后结为夫妻。尼玛是国民党军队驻康定地方的一名军人，他容易满足于现状，不希望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有太大的改变，他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是迷茫、混沌的。格桑麦朵是一个精神化的少女，她与尼玛结婚，是遵循内心情感的选择，同时她也是一个生活积极的乐观主义者，她人生的愿望是不断地使生活完美，对人生有许多美好的想像和渴望。在喧嚣绚丽、金钱、欲望充斥的锅庄，很多康巴年轻人都在寻求目标以与时俱进。如尼玛的弟弟银匠达娃，不满足于老银匠父亲的手艺，去汉族人的银楼虚心学艺，后开设自己的银楼，成了康定人赞许和羡慕的年青人。只有一家小锅庄的格桑麦朵，也想拥有像加绒俄色家那么大的锅庄，想让自家的锅庄拉上电、灯火通明，也有女人的虚荣心，她的许多人生理想和目标，尼玛都是无力改变的，只能是藏在她心中的梦想。热情、富有、有头脑的藏商扎西多吉爱慕格桑麦朵，为了博得心上人的欢心，他帮助格桑麦朵把小锅庄扩建成大锅庄，让锅庄通上了电，实现了格桑麦朵和母亲的梦想。他的聪明和真情触动了格桑麦朵的心，而尼玛的固守让她日渐失望。后来，尼玛和格桑麦朵的女儿被老银匠带出去玩的时候丢失，增加了她对尼玛的怨恨，夫妻间的关系如同寒冰。在尼玛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格桑麦朵投入了对她一往情深的扎西多吉的怀抱。经历了人生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目睹了被解放军解救了的新康定，尼玛重新对人生充满希望，加入解放军，开始了新的人生轮回。尼玛在爱情上的失意，多是由于他不积极主动的性格决定的。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他没有明确高远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文中几次写到，在人生的几个关键阶段，尼玛对未来都是迷茫的。从县中毕业后，尼玛去二十四军去当兵，是因为看到军官走在街上很神气，而格桑麦朵母女俩也喜欢尼玛当上军官。成了二十四军的一名藏族士兵后，王卓明校长关心地问：“尼玛，你已经是二十四军的一名藏族士兵，你有什么打算？”说到有什么打算，尼玛总是一副梦游神态，不知道怎样说自己的打算。他只好老实回答：“我没有什么打算。”他人生目标的迷茫，一方面受到藏族传统观念的影响：易安于现状，对现世功名、物质金钱的欲求较少，寄希望于来世，有安稳知足的性格心理特征。尼玛后来在从军道路上的升迁，一方面是受了王校长和格桑麦朵等人的激励，也表明他是一个可塑之人，他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只是主动性差了些；另一方面得益于藏族人的天赋，如格斗、射击的能力和语言沟通的便利。小说把康巴士兵尼玛个人的成长与藏族人的民族性格特点结合起来结构小说，使这部小说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其次，缺乏积极探索的精神，遇到问题时顺其自然，消极回避，没有主动解决，积极争取。客观上，尼玛知足固守的个性与康定流光溢彩、物欲充斥的氛围风气不相宜。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尼玛也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改变自己以适应他周围的人和环境，但世界变化太快，人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卷而下，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把尼玛个人的成长放在三四十年代土司崩溃前的康定这个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遭际与历史变迁、权力更替和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具有民族性言说的意义。

   而在扎西多吉和格桑麦朵的身上，更突显了康巴藏族的民族性格。世界著名的歌曲《康定情歌》中有句歌词，“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呦，世间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的求”，即是康巴男女情爱观的写照。对扎西多吉和格桑麦朵的爱情，作者没有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去诠释，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书写其情感发展的合乎情理性。高大健美的形态，一往情深的情怀，跨越时空的爱恋，是扎西多吉获得格桑麦朵芳心的因由。格桑麦朵对扎西多吉的爱情也是在点滴的感动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少女时的格桑麦朵，对人生就有美好的憧憬：寒冷的冬天，喜欢围在燃得通红的铜火盆旁边，依偎着阿妈听她讲令人着迷的故事，向往青梅竹马纯洁的爱情。成年后，格桑麦朵帮助阿妈操持锅庄，成了聪明能干的小主人，学会了在不同场合周旋，喜欢穿的漂漂亮亮地上街，也希望丈夫尼玛能升迁被人羡慕，她对生活有许多美好的追求。尼玛的固守赶不上格桑麦朵的步伐，在优秀的扎西多吉面前，格桑麦朵陷入了爱情，扎西多吉帮助她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让她的人生更多姿多彩，使她有勇气挣脱旧有的羁绊，完成了人生、心灵、精神上的飞翔，在她身上彰显了康巴女性敢爱敢恨，遵从内心，率真，自然的个性，她的人生道路与选择既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张扬也是藏族女性情怀的诗意言说。

   2找寻自我与民族身份的建构

  《康定情人》的主人公尼玛和《康定上空的云》中的“云”，都经历了一个心理日渐成熟，个性/人格日臻完善的过程。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在人生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引导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生命中，给他们以启迪。尼玛和云，其个人成熟完善的过程也象征着民族的成长，他们在异文化或多元文化生存空间中寻找、认定和建构身份，最终回归和建立精神家园。

在尼玛的身边，有一群对他的人生起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他人生的启蒙者、引路人，使他自我审视/反省。最初，尼玛全部的人生希望和热情都寄托在对格桑麦朵的情感上。他当兵是因为格桑麦朵喜欢，他好好表现是为了让格桑麦朵以他为傲，他无时无刻满眼满脑想的都是格桑麦朵，爱情充满他的内心，格桑是他情窦初开并占据他一生的女人，使他从少年成长为一个男人。正因为爱情几乎占据了他人生的全部，所以当格桑麦朵爱上扎西多吉、两人感情破裂时，他神思恍惚，整个人差点毁掉。也正是经历了切肤之痛，才使他的心理、人格逐渐完善。最后，尼玛加入解放军，重新对人生充满希望，开始新的人生轮回。通过儿时的伙伴约翰，尼玛认识了陕商王老板和素月等人，了解了经商和汉族文化，开阔了他的人生视野。而王校长、马连长等人，则是他人生道路的启蒙者和事业的领路人，他们教会他去树立和追求人生目标，从私我的世界中突围出来，投入到更广大的空间，实现自我价值。在他爱情、人生失意时，解放军的接纳，给了他重生的希望和方向。康定正经历快节奏的变化，现代文明思潮不断涌入，社会、历史、政权瞬间更替，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真的大不一样了，一个世界结束了，另一个世界紧跟着随之而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快，老银匠这些跟不上时代像朽木一样被遗弃，连王先生这些有学问的人因为政治理想信仰的选择不同，也没有跟上时代，在生命的这个轮回中，尼玛不断追逐这个不断快速转动变化的世界，经历了人生低谷之后，终于破茧重生，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最终找到自己的人生希望和方向。“现在，摆在尼玛面前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是的，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守着旧的东西不放了。”

   在康定这个多民族混杂，多元文化共存的小城，康巴人并不抵制现代文明，相反，有像约翰、达娃这些积极吸收、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人。达娃就凭借自己的谦虚能干，学习藏汉精湛的手艺，成功开设了自己的银铺。但外来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由于货物交换互通有无，一些糟粕如鸦片也被带入了康区，大多数康定人还是能明辨好坏有抵制能力的，如益西曲珍等人，说明康巴藏族在藏汉文化的交流中不是盲目吸收。尼玛是带有固守滞后一面的康巴藏族的一个缩影，他的人生经历了藏族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在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他一切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遭遇了一连串的变故，外来现代文化也是泥沙俱下，他被时代的浪潮裹卷着往前走，他具有藏族人一些美好的品性：善良重情、勇敢正义，但被别人伤害后也一度迷失了心性，潜意识下间接导致扎西多吉的死亡，但他最终逃不过自己的灵魂，在多吉活佛面前忏悔，也重新选择、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丢开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积极开始自己的新生。这些人物对人生、生活和命运的不断追寻，也是康巴藏族不断进行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只有经历了困惑迷茫、阵痛碰撞的寻找，才能对自我和民族的身份有更准确的定位，才能更好地确立目标和方向。

   《康定上空的云》中的“我”（云），身上流淌着藏汉两种血统，是个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混血儿。从小父母离异，不在身边，跟阿婆在缺乏安全感、孤独的境遇中长大，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我”从藏区走到汉区，从康定县城走到都市成都、福州，像漂浮在天空中的云一样，漂泊不定，在爱情、社会、亲情中寻找自己的扎根之处——存在和精神的故乡。但爱情遭遇现实夭折，因不能苟同于商品经济大潮下的欺骗压榨而辞职，父亲去世母亲的冷遇使他倍觉凄凉。在康定城，他向往都市的现代文明；在喧嚣绚丽的都市，却又像个匆匆过客无立足之地；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和思想的熏陶，使他不能深深融入藏家山乡，注定他处于不断寻找——漂泊——孤独的状态。“我”穿越时空又回到《康定情歌》中的康定，见证了自己的前世、今生、近未来，证悟了因果轮回、善与恶、是与非。于是，对自己今生的困惑寻找不再迷茫，坚定了自己继续寻根的路途。“我”在藏汉故乡的双重找寻中到达情感的深处，获得精神上的升华，最后，在多吉活佛的加持下，“我”真的变成康定上空一朵溜溜的云。但不论沧海桑田，“我”的情感和流动和热血都叫做康定，“我”的生命，“我”的灵魂走得再远也只在康定的天空下流浪。

   云所经历的漂泊、寻找过程，也是进行种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他们被混杂的民族身份和双重的文化身份所困扰，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其间经历了从对种族——文化身份的模糊寻找，到最终获得精神的升华与超越。作者也说：“我相信，只有去辽阔空间和漫长时间中寻找厚重感，现实才不会像红色糖纸一样脆薄！经历了厚重人生才变得如此轻松！”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曾说：“我们这种人，算什么族呢？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几辈人了，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那么焦躁不安，都不再是我们的希望之乡。于是，我们就在无休止的寻找中流浪。我真不知道这无休止的寻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藏汉文化激烈碰撞的边界，文化混血和生理混血的藏族作家同时具备藏、汉两大民族的特点。使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个体身份的确认同样是离不开对种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3民族文化认同与藏族风俗文化的展示

   赵敏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真实细致地呈现康巴大地普通人的生存图景和生活现状，以人物的生命轨迹为主线，展示了历史上锅庄云集、茶马要道的康定城的独特面貌。康定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阶层聚居的地方，这里的折多河、井子子、郭达山等每一条河流每一座神山都承载着浓浓的乡情，这是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康巴藏族人的精神家园。这里的每一个节日和每一种风俗都有一个或美丽或忧伤的故事。农历的三月到四月间的吃哑巴斋，为了求取一年的平安吉祥；云顶寺活佛做法事时的神舞表演；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午夜十二点之后到水井子“抢头水”；四月八转山会；十月二十五的燃灯会……这些藏族风俗文化的展示，表达了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认同和引以为豪。

   赵敏的精神原乡深深根植于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藏文化，古往今来，藏民族将太多的精力和情感投入到宗教，宗教意识已渗透到藏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已成为藏民族本土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说《康定情人》中，宣扬了佛教生命轮回、积德行善、原罪、忏悔思想，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尼玛从军升迁，格桑麦朵把成绩下意识地归结为是她阿妈整日念经拜佛求来的；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或问题，藏族人就会向活佛求帮助解答。如尼玛和格桑麦朵的婚姻大事，益西曲珍就去请教活佛。尼玛间接导致扎西多吉的死，先在佛面前忏悔，祈求佛的宽恕，以此来达到心灵的净化。多吉活佛责备尼玛的罪过，提醒他与人为善，慈悲为怀。快速变换的世界把很多赶不上时代的人抛弃了，而佛教的生命轮回观使尼玛能够从旧的过去的时光中走出来，重新充满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康定上空的云》中，“我”是在十世多吉活佛的关爱下成长的，在“我”寻根左冲右突依然漂泊的情况下，活佛是“我”人生的答疑解惑者，经活佛的指点“我”大彻大悟，达到了精神上的升华。藏族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真挚虔诚的，文中对佛教教义的肯定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近几年赵敏等为代表康巴作家的文学创作，鲜明的呈现了康巴藏区文学“过渡地带”的杂糅特点。康巴处于藏汉文化的“中间状态”，受现代性和汉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更明显。作家接通历史与现在，通过康巴藏族普通民众的生活，重新思索在多元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体和民族怎样能既不断地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又能坚持民族性。这是赵敏等康巴作家对藏族汉语小说创作所作的努力。

   很显然，赵敏的小说还有待提高的空间。他的小说结构简明，线索清晰，亦也显得单薄；对社会生活场景事无巨细的描述，过度纠缠于故事情节，压缩了想像阐释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对赵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