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央伯姆（1913—1988）女，藏族，1913年10月25日出生于青海省玉树隆庆土司家，1938年与第十二代德格土司、第十四世法王泽汪邓登成婚，当年生一子，取名乌金夏。

1942年1月，泽汪邓登病逝。3月，涅巴政府召集土司属大、小头人，5大土司家庙活佛召开最高会议，决定德格土司的继承人。会议过程中，鉴于土司之子不足5岁，不能袭职理政，以降央伯姆、俄马相子为首的“德格土司派”与以夏克刀登为首的“夏派”围绕土司合法继承人问题开展了激烈的权力争斗，德格派先后提名由降央伯姆或八帮司徒活佛摄政，遭到夏派否决；夏派提出由昂翁降白仁青的儿子噶绒翁堆（在藏军中任本职）与降央伯姆成婚并袭任土司，亦遭到德格派的强烈反对。最后，因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介入，两大派勉强达成协议，由降央伯姆任摄政土司，待乌金夏成人后再归政于子。

降央伯姆任摄政土司后，德、夏两大派矛盾日趋尖锐。面临夏克刀登不断扩充实力，拉拢寺庙和头人势力，咄咄逼人的分庭抗礼势态，降央伯姆耗费了大量精力，利用国民党县政府的力量与夏派抗衡。解放前夕，在5县政教势力方面，德格派明显处于劣势。为彻底击败夏派力量，保持并巩固德格土司的统治地位，降央伯姆决意与夏派以武力方式一决雌雄，相继在江达、德格调集1500名土兵，在娘家隆庆土司处借兵500，分两路进攻玉隆。1950年5月，正值两大派武装械斗打响的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甘孜并向德格进发，降央伯姆闻讯后中止了武装行动，遣散了土兵，使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1950年，降央伯姆思想包袱较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不理解，心存疑惑，对夏克刀登受重用更是抵触。后来，经十八军代表方刚、夏仲远等和中共康定地委德格工作组多次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王其梅等首长的帮助和启发下，降央伯姆逐渐理解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明白了团结爱国的道理，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人民解放军进藏，积极组织群众，征派牛、马，在支前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于1951年赴昌都担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1952年9月，降央伯姆作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参观团副团长，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在各地参观访问。在途经重庆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司令员和王维舟等领导同志接见了降央伯姆，对其思想和工作上的进步表示赞许和奖励。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降央伯姆，高兴地接受了降央伯姆敬献的哈达和锦旗，亲切地询问了降央伯姆的思想、工作情况，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回赠降央伯姆一件紫红锦缎藏袍。在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接见降央伯姆时，李维汉与降央伯姆作了时间较长的重要谈话。李维汉针对其思想顾虑，耐心开导、帮助，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光明磊落和主张促进团结的，决不会做拉一家，打一家的那种不公平的事情，同时也是为了帮助和支持藏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彻底解除人民的痛苦”。通过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深切教诲，降央伯姆开拓了政治视野，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看到祖国各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决定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希望，为促进祖国的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促进藏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降央伯姆从北京返回德格后，在开展支前工作方面与县工委、县政府积极配合，保证柯洛洞至岗拖支前运输线的畅通，与夏克刀登签订并严格遵守《爱国团结公约》。她在加强德格等地的团结，维护治安，增进稳定，发展生产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1955年底，党中央决定在甘孜州进行民主改革，因改革涉及到旧统治阶层政治、经济方面的切身利益，降央伯姆思想上又产生疑惑，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的行为，通过党的教育启发，对党的民改方针和政策的进一步的学习，认识有很大的提高。1956年底，降央伯姆在参加全国第一届第二次人代会期间，受到周总理接见。总理亲切的谈话，澄清了降央伯姆模糊的认识，深刻地理解了“民主改革是为了改变藏族地区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是为了使广大藏族人民彻底翻身，真正享有平等的地位与权利”的重要意义，回德格后，降央伯姆协助党和政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降央伯姆历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康定地区民族协商会副主任、西南民主妇女联合会委员、全国民主妇联执委、西康省政协副主席、西康省妇联副主任、甘孜州人大副主任、副州长和四川省政协一、四、五、六届副主席、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

州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