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图为《飞夺泸定桥》（油画）。

◎刘心闻

这本特殊的文物，收藏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这是一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收集了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

军号，好比号令部队的指挥密码。无论是作战、行军还是日常管理，司号员只要吹奏号谱，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能变得井然有序。

战争年代，军队日常生活、训练、作战，基本都要靠号音指挥，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新兵入伍后，要进行背诵号谱的训练，什么是冲锋号？什么是集合号？什么是防空号？什么号是在叫连长……上百个号谱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很难想象一个战士如果连起床、熄灯、吃饭和集合号都分不清，将是何等情形。

老红军张生荣回忆说，小小军号，学问可大着，一本厚厚的号谱本子，看完都要花好长时间。几百种号谱，全要记得熟熟的。“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

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全军司号员培训班的课堂上，音乐老师刘保国正向学员们介绍红军时期少共国际师号谱的奥秘。刘保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段红军号谱的内容。

“你们能想象的到吗？司号员只需吹出红军号谱上的这段旋律，就可以让少共国际师政委跑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来？”

老师边讲述，边吹奏。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号谱。同年11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统一号令行动。

换用新号谱后，红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而敌人对红军的行动却摸不着头脑，军事主动权便经常掌握在红军手里。

吹军号，既然可以用来识别友军，那么也可以用来迷惑敌军。军史上留下了不少军号退敌的传奇战例。

军号退敌的一个重要战例发生在“飞夺泸定桥”的行动中。

中革军委于1935年5月26日命令红一军团及主力在两天半内向泸定桥急进。红一军团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王开湘、杨成武领导的红4团。红4团遂沿着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飞奔，边走边打。沿途山路陡峭崎岖，危机四伏。

在红军向泸定桥奔袭的同时，国民党川军派出两个旅在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入夜，双方都打着火把奔跑。川军发现了对岸的火龙，于是，隔江向对岸吹军号进行联络。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赶紧叫司号兵联络。恰巧几天前打一仗时，红4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司号员便用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说是自己人，是向泸定桥增援的部队，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川军一听是自己人，警惕性大大降低，隔江并排跑了一阵，他们跑累了，便吹号宿营休息。红4团抓住时机，加速前进，先于敌人赶到了泸定桥西。

红军之所以能在大渡河畔绝处逢生，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除了有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红军顽强的战斗精神外，也得益于红军将士巧妙利用军号退敌，为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来到天全附近。一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带着几个参谋到一支部队检查工作。当他们接近紫金镇时，被国民党川军第71团发现。200多名川军紧追朱德一行，双方距离最近时仅200多米，情况万分危急。这时，从山上突然传来了川军的军号声，军号告诉他们追击的是自己人。川军士兵听到号声，立即停止追击，掉头归队。就这样，红军又一次利用军号巧妙躲过了敌人的追击。

考虑到军号在提振军心士气方面的独特作用，为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2018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月1日，全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恢复司号制度，更重要的是强化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的战斗作风，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按新的司号制度规定，原有的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号谱11个，行动类号谱5个，仪式类号谱5个。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