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人
    《女儿谷：1937》是一部文化人类学长篇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康巴文化风情场面为背景，借助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形象“还原”历史，诠释我多年对鲜水河扎坝实地考察的现场感悟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揭示1937年女儿谷扎巴人的生活本相，呈现一幅全景式的历史画卷。
    鲜水河扎坝女儿谷（上扎坝属道孚县，下扎坝属雅江县）——古东女国属地，如今称走婚大峡谷，是川西旅游亮点，被世俗的现代人奉为净土圣地、伊甸园。
    1937年的扎坝，是一片情歌和鲜血浸透的土地。她既是因爱的诱惑可以恣情纵性、袒露人性率真的天堂，又是惨无人道把农奴当做牲畜的野蛮地狱，既虔诚笃信神灵，又疯狂亵渎人性。人性与兽性相激荡，血雨腥风，演绎出一部并不久远的神秘传说。
    女儿谷是一条诡异的峡谷：一脚天堂，一脚地狱。无论是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用“土官”治“土民”，还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官”派任“流官”，还是故事发生时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用科层化行政体制取代头人统治，都未能摧毁黑暗的地狱；不管是黄教、花教、红教还是黑教，都没能解救农奴脱离苦海，但人们仍然把今生的平安和来世的幸福寄予宗教和神灵。直到20年后的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康巴民主改革才履行了最终摧毁农奴制地狱的历史使命，为我们这个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故事，为那个时代，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小说试图探寻与张扬古朴民风的人性光辉，揭露、鞭挞蔑视人性的邪恶与丑陋，呼唤人性复归，俾能对现代人的心灵进行慰藉和调理。
    近年来，重新认识他者、向异民族和“原始文化”学习的热潮日渐高涨。小说家站在文化多样性立场，不再以猎奇心理看待他者。以彼为镜，反躬自省，反思所谓正统的文明道路，以自我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痴迷于物质享乐主义的现代文明，于是产生了文化人类学小说。小说写作“自觉地向文化人类学汲取知识养料，并将人类学所关注的非主流的异文化，即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作为创作灵感的新源泉”（叶舒宪语），是对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视角的一种颠覆。文化人类学小说是“还原性”书写，是借他鉴我，而不是像历史小说那样记录历史、展现历史，或以历史题材借古喻今、借古讽今。
    受此启发，我把《女儿谷：1937》定义为文化人类学小说。
    我对扎坝感兴趣，本是出于学术志向，打算最终形成一部民族学著作。2005年4月，我着手调查研究扎巴文化，想厘清扎巴族群的文化样态、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历程，捕捉走婚原生形态，考察扎坝今天的母系氏族和父系家庭，他们的“昨天”、“前天”是怎样一种情景？跟我们主流社会今天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民主改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扎巴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改变，许多文化遗存正在消失。到2018年鲜水河下游两河口电站建成，扎坝峡谷大部村落将被淹没，峡谷变湖泊，山地之子的扎巴人将变成水乡之民。母系制走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消失，必然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走婚文化将可能湮灭。一种紧迫感催促我加紧进行田野调查，2006年底拟出撰写专著《扎坝走婚大峡谷探秘》及进一步调研的详细提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影像资料，并广泛搜集所有与康巴和扎坝相关的文字资料。还曾几次赴泸沽湖落水村（云南宁蒗县）、泸沽湖镇博树村（四川盐源县）、屋脚乡利家嘴村（四川木里县）等地，对同样有着走婚习俗的摩梭人进行比较考察。2009年3月，一位朋友听说我在研究走婚大峡谷，约我写电视剧本。多年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要将理论思考切换为形象思维，是巨大的跨越和挑战。犹豫再三，挡不住潜伏于心底的文学梦的诱惑，放下学术写作，动笔创作电视剧。
    春去秋来，酝酿发酵。我以赵留芳1937年～1938年在扎坝赈灾、推行保甲制的经历为依托，以他发表的《查坝调查记》为依托，调动我亲临“现场”的积累，那些采拮到的繁琐细事，那些枯燥的数字和素材，渐渐复原成“昨天”的真情实景，那些离我们并不久远的人物一个个鲜活起来……于是，二十二集电视剧《走婚大峡谷：1937》的故事梗概便跃然而出。
    2010年8月，得知拍摄资金出了问题，我便决定改写成小说。小说体裁更为自由，便于盘活我对扎巴文化的人类学思考，可以把学术上有关走婚的非主流看法或具有另类色彩的见解融和进去，呈现对人性本质的一种理解，兴许能对根深蒂固的“正统”文化观有所矫正。于是，剧本故事“摇身一变”，成了小说。
    有了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思考，这本描写扎巴藏族走婚的小说，可能会与单纯追求地方民俗展示和风土寻根作品有所不同。对我来讲，蹚进70多年前的鲜水河，追寻峡谷往事，是对人类深层隐秘的一次探究，对人的文化基因的一种解读，而且也是出于对多样性文化建构的思考，为长久以来被视为另类和异端的走婚文化正名。同时，有了文化人类学小说的文本体式意识，便不局限于讲述故事，而是有意识地去进行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实验。
    《女儿谷：1937》与我国第一部以走婚为题材的文化人类学长篇小说《走婚》（赵宇共著，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不同。赵宇共以考古遗存、古史传说为依据，凭借文学想象将其生活化、故事化，从而绘就的一幅远古祖先们的历史画卷；而我，则是从至今仍在走婚的鲜水河峡谷扎巴人和泸沽湖、利家嘴摩梭人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结合历史资料、民俗史料进行创作，还原1937年扎坝的历史，重现其生活场景和社会现实。
    小说本是虚构，但《女儿谷：1937》追求记实性。作为背景的事件，如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实施改土归流，民国年间废黜土司头人、红军长征过道孚、诺那事变、特派人员在扎坝救灾推行保甲制等，都是历史事实；而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虽多为虚拟，却以艺术的真反映社会之实。作品展现的扎坝大峡谷的风土人情，扎巴人的走婚、偷婚、母系大家庭、头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等等世俗生活，都是历史景象的再现。李劼人大河小说风俗画式的描绘，为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女儿谷：1937》依傍史实，演绎故事，借助人类学临场对历史纵向的严谨考察和文学神游冥想的翅膀飞翔，寻求故事虚构性与社会人文环境记实性的统一。历史学家桑兵提出史学研究也应“回到历史现场”，他的阐释十分精辟：“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以达到亲临现场，身历其境的效果。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严格地说并不是外来者的调查，而是通过参与实地生活，成为文化内的一分子，用由此获得的体验和感悟来理解当地人的思维和行为，而不是借助于外来者的猎奇记录品头品足。犹如上演一出戏剧，研究者如场记，知道每一位角色做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客观地展示实情，而不必导演剧情。”把这段话用来解说文化人类学小说创作，也非常的当。写作《女儿谷：1937》，必须实地考察，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只有亲临现场，以人类学的眼光，探究历史事件、人物言行等背后存在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具体相关联系，和所有人物一起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所思所想，熟悉他们的言语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而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描绘出接近历史真相的图画。
    历史真相，就隐藏在所有相互纠葛、相互矛盾的人际关系中。
    鲜水河由北而南，连接道孚城和上下扎坝，在两河口注入雅砻江后，再往南流经雅江县城。女儿谷指鲜水河下游长约百余里、保持着母系社会和走婚习俗的狭长河谷地带。扎坝原是康定明正土司的属地，故事发生时归道孚县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