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1936年3月，随着红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任务撤至康北后，蒋介石重庆行营令唐式遵、邓锡侯等部向懋功地区推进，从东向西压缩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域（金川）。4月后，绥靖、崇化、丹巴一带逐渐成为红四方面军防守部队——红五军的前沿。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挥师人康，行营参谋团判定两支主力红军将会师甘孜藏区，除令唐式遵、邓锡侯、刘文辉所部由东、南两个方向渐次向丹巴、绥靖（今阿坝州金川县）、崇化推进外，令李抱冰、李家钰、杨森防守大渡河沿线及建南地区，樊嵩甫、郭汝栋、孙渡防守盐边、盐源、华坪、永胜、丽江、石鼓、巨甸、维西等地，形成一条沿大渡河至安宁河、雅砻江下游，再沿金沙江至维西的封锁线，阻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再东出川西或南下云南。而在北部的青海、甘肃、宁夏地区，则令胡宗南防守甘南，于学忠防守兰州，马步芳、马鸿逵等部防守青海、宁夏，王均、毛炳文防守天水，重点防守陕、甘，企图阻隔红军三支主力在西北会师，并把二、四方面军围困在康藏高原上的雪山草地之间。

    红四方面军从雅安地区（雅州）撤出部队向康北进军时，2月14日已得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电示，“育英动身（由苏联回国）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据此，红四方面军把北上的战略目标选择在西北地区。认为：中国西北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地大物博，可进退自如，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向中国的东南地带发展。其次，西北地区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敌人要进攻红军，将增加更大的困难，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解放运动的掀起更是红军的助力，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些条件，有利于红军开辟更大胜利的局面。据此，3月2日，即红三十军攻战道孚的第二天，张国焘致电金川省委书记邵式平，要他在向群众解释红军西进康北的意义时说明执行康、道、炉计划的目的是“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需要”，即“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4月1日，红军总部在《关于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攻占甘孜的红三十军“应即侦察康（西康）、甘（甘肃）、青（青海）一带情形，准备北进的计划”，可见这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选择敌军防守最薄弱的青海，甘肃一带，作为下一步进军的目标。

    新疆军阀盛世才，三十年代是亲近苏联的。自1933年5月他与苏联签订《新苏贸易协定》开始，苏联即在军事上帮助他打跨了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马仲英，在经济上给了他500万卢布贷款，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他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为了进一步取信于苏联，他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后发表了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等 “八项宣言”，并在苏联顾问及一些新疆的进步人土帮助下，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1935年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发表后他表示拥护，1936年7月14日他在向国民党提出的“七项救国纲领”中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无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四方面军，把北上的战略目标选在青、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由于从康北至青海的西宁需在人迹罕至的巴颜喀拉山麓长途跋涉，大军很难通过，红军总部才放弃了北上青海的计划。据张宗逊回忆，他在炉霍红军大学任教期间，有一天李井泉、郭天民、曹里怀等找他闲谈，曹里怀谈到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刘伯承来电说，由甘孜经德格、邓柯、玉树到西宁，沿途人口稀少，大军不能通过，红军总部才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的具体战略目标。曹里怀时任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所谈情况比较可信的。6月10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拟于6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7月20日前后可达夏、洮。”说明此时因已确知由邓柯、玉树至西宁的道路不宜大军行进，红四方面军已把战略目标转移到了甘肃的夏河、临洮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