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贡嘎山

贡嘎山寺开学典礼 坐在第一排中间者为贡嘎活佛与于道泉（右）教授 

在居里寺与藏民联欢

    ■ 罗秉芬
     中央民族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团结而兴办的一所新型高等院校。藏语文人才培养则是学校筹办之初最受重视的工作之一。1951年4、5月间，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教授于道泉先生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藏文教研组，于道泉先生为教研组组长，开办了新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藏语班。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正式上课的时间是1951年5月28日，这个日子对新中国的藏学研究人才培养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1952年,当时藏语班全体学生在于道泉、格桑居冕等先生的带领下赴当时的西康贡嘎山实习，历时一年。这些学生1953年毕业后，不少留校任教。这种知识传承与社会实践和谐统一的传统，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 培养了数千名各族儿女，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建设新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素材由李佩杰、谢后芳、罗秉芬三人一起回忆整理，并采访了黄布凡，周季文提供了回忆录——《日记摘抄》，最后由罗秉芬最后执笔成文。
     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大规模调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设置，在这一背景下，1952年10月，中央民族学院(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正式成立，简称语文系。该系学生由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民族班的90名在校生，以及教育部指令全国各大学保送的数10名一、二年级学生组成。分编为“藏、维吾尔、蒙古、苗、瑶、景颇、壮、布依、纳西”等语文班。10月，民族语文班分别到内蒙、新疆、西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实习。
     1953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的第一个藏语班的学员，在学习藏语文13个月后，取得一定成绩，从完全不懂藏语文到会一般对话，能听懂较短的藏语故事；学了两千多个藏文单词。但这成绩离当翻译的要求还很远，所以学院领导决定让这个班下藏区实习。
     院领导派杨炎侯当实习队的队长，他是云南藏族，藏名叫斯朗尼玛。解放前他在云南藏区投身革命，曾任游击队的骑兵大队长。当时他正在民院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他工作能力很强，待人和蔼可亲。藏语班的老师于道泉教授也是实习队的领队。于道泉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懂十几种语言。当时教授已经51岁，但他不顾长途跋涉，和青年学生一起奔赴藏区实习。
    一路风尘一路歌
    藏语班1953年7月18日从北京出发，随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的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下去。一路换乘火车、轮船、汽车，8月2日顺利抵达成都。
    8月5日转乘大卡车去雅安。8月7日到达雅安，这里是原西康省的省会。8月14日从雅安出发，从这天开始要走红军的长征路。8月18日抵达滥池子（今新沟），次日从滥池子出发，翻越二郎山。之前听说这条公路的路面窄、弯道多，有的路段非常险，经常翻车，被人们称为“鬼招手”。但人们都很年轻，不知道害怕，更多的是新奇感和骄傲感。一路上“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的歌声不断。汽车顺着山边的窄路向上爬，左边是山，右边是一望无底的深谷。路上，天下起了小雨，车外一片雾气腾腾，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大家有些紧张，车上没人说话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突然听见“卡嚓”一声，车身猛然一晃，车子停不住地直往坡下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勇敢机智的队长杨炎侯从驾驶室跳下车，抬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塞在车子的后轮下，车才停住。车上的人鸦雀无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下车一看，好险啊！右后轮已经有一只悬在空中了，下面就是数十丈的深谷，如果车子翻了下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互相无言地对视着，心想：我们还活着！汽车司机告诉大家说是因为“后牙包”（差速器）坏了，车没法停住。前面先到康定的另一辆车子，预定了三桌饭菜，左等右等不见后面的车子来，正在着急时，路过康定的一位汽车司机告知他们后面的车子出了事故，大家一听急坏了，有的女同学当场哭了。过了不多久，后面来的一辆客车见有车抛锚停在路旁，立即停下来援助。先将司机和三位女同学，以及一位病号先送走。留下的18位男同学，听说离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有户人家可以借宿，立即爬上山去找。直到晚上才找到这户人家，是一座傍着山谷边的木屋，同学们用自己的行李打地铺睡了。
    8月20日傍晚，我们才终于平安到达康定。从北京到康定足足走了一个月零两天。年轻人火热的心，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总是歌声不断。只要文艺干事一声号令大家就唱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藏汉人民一家亲
    8月22日上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开会欢迎北京来的视察组和我们实习队师生。自治区副主席阿旺加错介绍了1952年2月康定解放，10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即为现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过程。苗副政委特别强调地指出：“实习队不远千里来康区学藏语文，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现在自治区政府提出‘汉族干部藏族化’的口号，干部要藏族化，就要学习藏语文，这是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对肃清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有帮助的。”
    8、9月正是金秋收割的季节，实习队除了一位满族和两位壮族同学，绝大部分是汉族同学。大家和藏族同胞一起劳动不分彼此，收豌豆、收青稞，拔园根、切园根……收割的方式和内地基本一样，但由于是散播，不成行也不成垅不好收割，收完以后用牲口驮回去。部分男生还参加割草，割草工具不是普通的镰刀，而是专用的长柄刀，拿起来很重，手不抓着草只是弯着腰砍。下刀高了砍不着草，下刀低了砍到泥土里，技术不太好掌握，经过一段实践才学会。割完的草由同学们帮着背回各家各户，以备冬季喂牲口。第一次到藏民的家中，感觉很新鲜。农舍的楼上住人，牲口关在楼下。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他们教我们说西康藏话。实习队给每户人家送了毛主席像和哈达。还经常和藏民们围成圆圈跳果谐（锅庄舞）。跳舞时男女分成两队，一边跳一边对唱，对唱的词是临时编的，由一个人领唱，内容有歌颂毛主席的恩情、歌颂今天的相会等等，这种舞一跳起来三天也跳不完，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藏族人民淳朴健康的感情。
    9月中旬，藏语班实习队开始分小组访问牧民。他们住在山坡上，实习队每天要沿着小溪向上爬，爬过两个小山包用大约两个小时，才能看到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帐篷周围堆满了像墙一般高的干牛粪（饼状），不远处还有牛栏（或羊栏），门口拴有一只很高大的黑色藏獒，见有生人就高声狂吠不止，主人会闻声出来接人。我们用刚刚学会的西康藏语方言和牧民进行交流，很受他们欢迎。藏民对我们非常热情，拿出奶茶、奶酪招待，我们按藏族习惯每一样都尝一点，然后给他们送毛主席像、茶叶、针线、火柴……每天从驻地出发到牧民家总要走上两个小时山路，比较累，用了半个月才逐家逐户地走访完毕。
   10月15日上午来了通知，下午1:30举行开学典礼，在会上自治区领导当场宣布：实习队改为“藏族自治区民族学校语文班”，再从当地各有关部门抽调30名干部和实习队一起下去学习，学习地点是木雅地区贡嘎山的贡嘎寺。校长是自治区副主席阿旺加错同志，教授是贡嘎活佛，还将从德格等地再请几位老师，从干部中调来一位正县长马崇正当班主任，协助杨炎侯抓思想工作，并统管后勤工作。同时，还配备了专职的医生、护士、炊事员各一名。最后自治区的苗副政委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下去后，肯定有许多困难！怕困难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谁向困难低头就意味着背叛革命！”当天晚上还开了联欢会，除了表演一般歌舞之外，我们用集体朗诵诗的形式回答了首长们的殷切期望。诗中说：“我们要创造学习上的新纪录，保证学习计划百分之百地完成。”
   贡嘎学习结硕果
   贡嘎山在康定县以南，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为横断山脉的第一高峰，有“蜀山之王”之称，5000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贡嘎寺就坐落在3800多米的半山腰上，那里就是我们的实习地点。
   经过几天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10月21日从康定出发，藏族自治区民族学校语文班一行70多人踏上去贡嘎山的征途。 
   原有的小组编成行军小分队，第一天预定的目的地是阿泰乡，因马匹不够动身晚了一些，加上大家又从来没骑过马，很多同学掉了队，摸着黑赶路，晚上11点多人马才到齐，可把队长急坏了。第二天一大早紧急集合“训话”，重申行军纪律，三个人两匹马，一小队跟着一小队走，不准超前等等，因有一位女同学突然发起高烧，大队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三天目的地是九龙县的一个村寨，行军队伍仍然很乱。有位女同学本想让马走慢一些而紧拽缰绳，结果马却双蹄离地跑得飞快，她只好向后仰面躺在马背上。队长杨炎侯见状不妙，立即跳下马来抓住那匹狂奔的“飞马”才把她救下来。还有的男同学遇到烈马，几次都骑不上去，或者勉强骑上了，它却原地绕圈子后再把背上的人颠下来。总之这支没有经过训练的“马队”困难太多，结果还是走散了，天渐渐黑下来，很多同学迷了路。队长杨炎侯先到达宿营地作了一些安排，立即策马原路返回，首先将掉队很远的病号女同学带上马，一手抱住人，一手拽着缰绳，飞快地赶到宿营地，然后再动员一批青壮年藏族老乡，打着火把漫山遍野地找那些还没归队的同学，天都快亮了，我们全队人马才陆续到齐。在这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生地不熟，却没有一个人发生意外，应该算是个“奇迹”。
    下一步的旅程要过大雪山，所以决定就地再休息一天“养精蓄锐”。10月25日清晨，队伍迅速集合出发，队长骑着马走在最前头“压阵”，今天不允许任何人超过他。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路上的积雪越来越深了，再前进一个小时，积雪没到膝盖了，这里的海拔可能已超过4000米。大家呼吸不够畅快、双腿发沉、有的甚至嘴唇发紫。这一切使我们真正体验到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滋味儿。最终翻过了大雪山的好几个山头，顺坡而下来到山脚下。据说从这里到贡嘎寺下面的玉龙溪还有十几里路，我们行军大队继续前进。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远处有人马的嘈杂声，哟！原来是贡嘎活佛派下山来接我们的僧人代表。快到贡嘎寺时，又看见贡嘎活佛亲自骑着马迎面而来，在他的后面跟着长长的僧人队伍，最突出的是他们还高高地举着五星红旗，欢迎仪式既隆重又热烈，令人非常感动。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进了贡嘎寺。女生10多人住在一进寺门旁边二楼上的小经堂，按教律规定女人是不能住进寺庙的，我们算是破例了。男生50多人住在大经堂侧面的两个较大的经堂里。为了尊重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我们打地铺时规定不得以脚对着墙，因为墙上有佛像。
   10月30日，在寺庙广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贡嘎活佛讲了话。他老人家声音洪亮，表情热情洋溢，讲得有声有色，可惜我们只听懂一小部分。接着队长杨炎侯宣布了分班事宜，原来的实习队为一班，各地区调来的新学员为二班。于道泉教授宣布了这一阶段的学习计划：一班学拉萨话为主，德格话为辅，在学话的基础上学好文字；二班只学德格话口语，暂时不学文字；从组织上成立一个教材小组，由于道泉教授和格桑居冕老师领导编教材，抽调5位同学轮流参加刻蜡版、裁纸、印刷……同时，抽调一班的胡坦同学担任二班的辅导员，由于道泉教授、格桑居冕老师、胡坦同学三人根据德格话的发音，编出一套注音符号（德格话较复杂，辅音和元音都比拉萨话多）。
   11月4日，贡嘎活佛第一次给一班上课，讲的是他本人著的《佛赞》。这本书虽然主要是赞颂佛陀，但其中包含有许多佛陀修行过程中的小故事。活佛认为适合于初学者学习，但对于我们刚刚学了一年藏语、粗通藏文的同学来说，无疑是一本“天书”。书中佛教术语很多，文字又比较古，活佛在上面讲得有声有色，学生在下面却晕晕乎乎地好像坐“飞机”， 困难的确不少。大家鼓起勇气，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个字一个词地抠，组织学习互帮小组，搞懂了的同学帮不懂的同学，掀起互帮互学的高潮。对于贡嘎活佛讲的课，从听不懂到听懂一些，再经过格桑居冕老师的辅导，难点一个个地被攻克。然而，总还会有些单词和句子白天没有完全弄懂的，不少同学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走廊避风处“秉烛夜读”加班继续抠。“天书”最终被我们读懂了，这为以后学习古藏文打下了一定基础。
   艰苦生活只等闲
   女同学比较爱干净，周末时总在山涧雪水处洗洗涮涮，后来发现这里主要是人们的饮水处，为了尊重民族习惯必须改换地方。所以周末每当风和日丽的时侯，同学们成群结队来到山脚下的小河边，女同学主要是洗头，打开长发浸在河水中，任其顺水漂浮，那冰雪水透心凉，洗完头起来一看真有趣！整个头发成了一缕缕的白色“冰挂”，用梳子一梳，洒满一地的冰碴子。洗干净的衣服和被子，铺在河边石头上很快就干了。每当夕阳西下时，干干净净收拾好了就回寺庙，但是下山容易上山难，费好大劲才爬回来，我们周末愉快的一天往往就这样度过。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病号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有的小组几乎病倒了三分之一。最不幸的是女生罗秉芬突然患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全身上下所有关节都疼痛难忍。随队医生没有专治这种病的特效药，在他的药箱里只有阿司匹灵对这种病有一定疗效，每天要大量服用。她只能仰天平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全靠同学们帮助，女生轮流为她梳洗、喂饭、喂药、翻身、擦身、换衣服，由大个子男生背下楼，再由女生接力扶着上厕所……每天下课后，互帮互学小组总是围在她的病榻旁边活动，给她补课。她虽然病卧了一个多月，而学习却一天也没耽搁。
   自治区民族学校语文班住进贡嘎寺之后，木雅区政府派来一位叫旺堆的老人担任学校的专职通讯员，每个月送两、三次信、包裹和报纸，顺便还帮助大家买一些日用品，大家亲切地叫他“阿波（老大爷）旺堆”，天天盼着他的到来。突然，过了半个多月都没见他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在送信途中，掉进冰窟窿受伤了，而且还患了雪盲症。大家非常着急，觉得这位可敬的老人是为我们送信而失明的，于是立即行动起来为老人募捐，少的一元、两元，多的十元、八元，一下子凑够好几百元送到他家，老人激动地说：“我们真是一家人。” 
    汉藏民族鱼水情
    年底恰逢一次寺庙大法会，有“跳神”、还有群众性的礼佛活动，连续三天，周边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聚集到寺里来。借此机会领导决定组织同学们给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借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格桑居冕老师的辅导下，由沈瑞芝和任仁两位同学用当地的木雅话演出了《兄妹开荒》，由李佩杰和任仁两位同学用木雅话演出《夫妻识字》。在这里，用木雅话演出小型歌舞剧，应该算得上史无前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给群众放幻灯，用木雅话讲解，介绍一些科学常识，群众久久不愿离去。我们还和他们一起尽情欢乐地跳“果谐”直到深夜，更加深了藏汉民族之间的感情。 
    平时每逢周末，全体师生聚集在寺庙堆放杂物的一间大房子里开会，首先由领导讲话，总结一周以来的好人好事，对某些不良现象也进行批评。会后，就地举行舞会，没有伴舞乐队，就由一位男同学拉着他自己带来的胡琴，由另一个同学敲着脸盆底儿和寺庙借来的大鼓打节拍，就这样兴高采烈地跳起友谊舞。每次舞会，寺中的青年僧人也来助兴，他们几乎围坐了半个场子，和我们一起共度欢乐的周末。
    1953年4月1日，贡嘎山的学习任务暂告一段落，一班同学将回北京，就要和贡嘎山说再见啦！要和朝夕相处的老师、包括德格调来的活佛、贡嘎寺的堪布、僧人、二班同学、医生、炊事员……说再见啦！就要分别了，同学们热泪盈眶、依依不舍，有的甚至互相抱头大哭。更感人的一幕是，周边的藏族老乡听说我们要离开了，早早地守在庙门口来送行，他们往我们的行军壶里灌青稞酒，往我们脖子上挂哈达，我们用木雅话向他们告别。有的女生和藏族姑娘、老妈妈哭成一团难舍难分。贡嘎活佛骑着马亲自把我们送到山脚下，他的后面还簇拥着一群送行队伍。相处仅仅几个月，我们和当地藏族人民的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进一步奠定了终身为藏族社会发展事业奋斗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