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

日前，我去医院看望一朋友。他得的是股骨头坏死，准备作髋关节置换术。

躺在病床上的他并没有多少消沉，见我手上提的水果还不忘调侃；“老兄，还不如换两瓶酒提来看我更好！”

我回敬他：“浆糊啊浆糊，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喝酒，干脆别做手术了，反正‘浆糊’了一辈子，把另一只腿坏死了凑一块手术更省事！”

不错，“浆糊”就是他的绰号。

我在病床前坐下来，摸着“浆糊”满是茧疤的手，看着“浆糊”满脸的沧桑，心里百感交集。时光倒错，我一下回到了从前。

40多年前，“浆糊”10岁，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浆糊”的父亲在乡邮政所上班，人手少，什么事都要做，接线、收信、汇钱、发报，还有调浆糊。调浆糊事情不大，却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先取二斤灰面，再用温开水调匀，黏稠度虽不比胶水，却简便实惠，也算是那个年代为老百姓办实事吧。

可是有段时间，放在邮政所门边案板上的浆糊用得很快，已经超过了以往的正常水平，这在那个买任何东西都是配给制的年代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何况是灰面。灰面那时候相当于细粮，很多时候要被强行掺进包谷面这种粗粮才能勉强裹腹。

“浆糊”的父亲发现这一端倪后，决心掀出罪魁，不然他可能身背黑锅。好在每天进来拿浆糊贴邮票的人也不多，细细一观察，就看出了猫腻。

原来刚刚用温开水调好后的浆糊，会散发出灰面独有的香味，在那个几乎看不到零食的年代，这种香味对每一个调皮的孩子都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而身为邮政子弟的“浆糊”便利用天时地利，把浆糊偷舀出来供一帮小屁孩分享。

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浆糊虽然被分享了，责任却要由一个人来扛，“浆糊”的父亲专门找来黄荆条子，把“浆糊”一顿暴打，让他瘸着腿走了两个礼拜，父亲给单位赔钱赔粮票写检讨。这件事传出来后，朋友的真名就被“浆糊”代替，一喊几十年。

“浆糊”小时候，确实做了不少调皮事。邮政所外面有个邮筒，方便大家寄信。有些粗心的人把信封往邮筒里一塞就了事，殊不知这封信就卡在邮筒上面没落下去，让站在一边的“浆糊”看得真切。他找来铁丝，把信从邮筒缝里钩出来，取了上面的邮票，拿去代销店换水果糖。这件事最后也被他的父亲发现了，自然又是好一顿打。

我考大学那年，“浆糊”顶替父亲接了班，正式成为了一名身披邮政绿的乡村邮递员。那年夏天发大水，百年未遇，淹得很多人无处安身，而考完大学的我也去县城投奔亲戚。可我的心却老是悬着，担心录取通知书无法安全收到。

八月的一天，有人在我亲戚家门外喊我，开始以为喊错了，后来才听出是“浆糊”的声音。出门一看，“浆糊”身上的邮政绿溅满了泥浆，一辆半成新的加重自行车瘪了一个轮，胎被扎破了。见了我，“浆糊”一脸灿烂，表情释然，掏出那封改变了我一辈子命运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递到我手上说：“终于找到你了！快带我去补胎，还有几封录取通知书找人呢！”

那天我留“浆糊”在县城住一夜，“浆糊”却坚持要骑几十里路赶回乡上，因为明天一早还要送邮件。出发前他从腰间摸出一个酒瓶，拧开盖很豪情地喝了两口，自语道：“酒这玩艺儿好，冬天喝了暖身，夏天喝了有劲，回见！”

大二那年我突然迷上了写作，投了很多都不见采用。我怕同学们笑话，就把回信地址落在了乡上。有一天，我婉转接到“浆糊”从乡上打来的电话，说他帮我收到了一封编辑部的回信，是广西《三月三》编辑部寄来的。“浆糊”很自信地说：“这封信很薄，和你以往那些退稿信不同，怕是采用通知呢，才专门打电话告诉你！”

我利用星期天赶回去，果然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录用通知，我的处女作就在“浆糊”崇拜而真诚的目光中诞生。我请“浆糊”喝酒，席间看见他腿上有瘀青，胳膊上也有伤口。不知情的我还以为他打了架，喝了大碗酒的“浆糊”却戏说：“你以为我只给你一个人送信嗦！每天十里八村，摔两个跟斗再正常不过！”

工作后，每年春节我都要特意去看“浆糊”。“浆糊”成了家，有了孩子，但乡村邮递员的角色没变。他喝酒越来越厉害，但有半边腿已经有一点瘸，他老婆说是有一次去乡下送信时摔伤的。我劝他少喝，至少换个岗位，他却似醉非醉说：“这个年岁，才懂得父亲以前揍他为什么那么狠！父亲是一辈子的邮政人，他不能给父亲丢脸，给邮政绿抹黑啊！”

此刻，“浆糊”就坐在病床上，一脸藐视病痛的微笑，似乎根本不在乎股骨头坏死和他风里来雨里去的职业有关。他甚至开始展望：“病好后你要带我回乡下，家乡越来越漂亮了，现在当个邮差也可以骑电三轮了！”

我握着“浆糊” 的手，含着眼泪不住点头。这个老乡邮，说不来大道理，但谁能否定他这一生，不是全部献给了邮政绿，献给了那份平凡的岗位，并且以此有了做人的成就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