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荣

《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一书以随笔式的漫谈方式，紧紧围绕华夏制度文明，回溯儒学的源头，深挖先秦儒家思想精髓，在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阐释中，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先秦儒家的思想要义、政治主张、文化价值、文明真谛；同时，也让人看到先秦儒家学说对现代文明制度、文明观念形成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一书由“政论、经济、文化”三部分组成。这些文章，全部是从孔孟原典出发，融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点，来归纳、提炼、阐述先秦儒家的精神内核，让人们一睹先秦儒学的绚丽风采。在“爱有差等与文明的构建”一文中，作者从孟子这句“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的话说起，阐述儒家“爱有差等”的认知。作者说，儒家对文明构建的理解，既反对只是源自个体的自私，更反对无差别的大爱无疆。爱的价值排序，应该由近及远层层外推。从小共同体推向中共同体，开发者推向大共同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不忍人之心”，都是要将小共同体内涵养出的仁爱之心，一层层外推给天下之人。在“性善论：为小共同体自治的辩护”一文中，作者说，孟子的“性善论”长期以来被误解，说是“人治”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国文化无法发展出“法治”，接着，作者将孟子的“性善论”与韩非子的“性恶论”加以对比后说，韩非子的性恶论并不会推导出“法治社会”，反而可能有助于彻底瓦解一切束缚共同体和伦理底线的思想。作者指出，孟子之所以为人性善辩护，是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那就是，战国时期编户复民制度普遍建立，逐渐瓦解了早期基层社会中自治能力比较高的村社、宗族等小共同体，人们成为官府乡里基层党组织控制下的散沙，实行连坐和鼓励告发，进一步激发了人性中恶的元素。孟子强调人性本善，其实就是要立足于小共同体这一古老智人本能，让大共同体不要突破其应有边界，再以同心加圆圈的方式，将善意层层外推，将小共同体培养出来的善意向外流溢。这样的“爱有差等”思想，在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一书在阐释先秦儒家观点的同时，总是借助于一件件具体事务，由表及里，逐一呈现先秦儒学的核心要义；同时，作者还跳出儒家经典的范畴，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对先秦儒学在政治秩序、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扶贫济困、文明礼仪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展开抽丝剥茧的探寻。在“孟子、森林使用权与习惯法”一文中，作者指出，封建社会早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有权垄断山泽森林的全部利益。但随着周代的“礼崩乐坏”，在战国时代，国君利用王权开始对山林水泽实施管制，将天下山泽森林全部纳入王权管辖的禁区。对于这一情况，孟子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在他看来，对于山泽森林的使用，要给贵族和平民留下空间，而不是皇家独享，要做到“泽梁无禁”，接着作者说，在英国历史上，约翰王也曾将森林权力转移到国王手中。在贵族反对之后，签订了《大宪章》，第27条就规定：“所有本朝所圈之禁苑将立即解禁”。所以作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与千年后英国的“森林宪章”相通。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秦儒学的跨时空影响力。在“孟子与自由贸易”一文中，作者说，孟子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官府对自由贸易的管制和破坏。在《梁惠王下》中他提出治国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尽心下》中他主张对民间帝业不征关隘税。作者进一步指出，儒家重视商业和自由贸易的思想，在控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产生过积极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

《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一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借助幽默风趣的标题，率性恣肆的文字，带人进入先秦儒家的精彩世界。如这篇“劝酒：从贵族礼仪、自治社区的酒会到服从性测试”，标题就显得幽默味十足。作者说，中国先秦时期的喝酒，主要集中在贵族礼仪层面。孔子对饮酒的态度可谓中庸，持“唯酒无量”的宽和，但又要求喝酒应做到“不及乱”，接着作者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孔子的主张，在后世并未得到延续，本来属于礼仪文化组成部分的饮酒，发展到强制性劝酒，甚至利用皇权灌酒的情形。这其实是礼崩乐坏后的产物，是一种恶劣文化。所以，到了宋代士大夫们从精神层面回归华夏正统。司马光在为洛阳退休士大夫结社撰写的《会盟》中就规定：“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此外，如斋戒沐浴可以祭祀上帝、秦朝尊重女性吗？你想多了“等文章，也通过风趣的标题，吸引读者阅读，从中感受先秦儒家的伟大与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