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兵

《钱钟书交游考》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所著的有关钱钟书的最新史学专著。书中，谢泳站在一个“钱学”爱好者的角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钟书的传记及学术研究汇集成篇，从不同的维度，生动还原了文学大师不为人知的一面。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在中国现代学术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作品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和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他的学术成就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水平。谢泳在本书中谈钱钟书的学术态度，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谈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许多钱钟书的观点、言论在书中属首次披露。

享誉海内外的钱钟书，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深邃。谢泳在《钱钟书的一个妙喻》一章中，将钱钟书不愿苟同、淡泊名利的独特一面，兴致盎然地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许多重要文人都相继卷入到有关“京派”和“海派”的文艺之争，钱钟书对这场纷争是持保留意见的。他在写给老师叶公超的信中，就用“海京伯”的比喻，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观感。“海京伯”是当时德国来上海演出的一家马戏团名字，钱钟书借此暗指“海派”“京派”之争，类似马戏班表演，如同一场闹剧，不可当真。由此可见钱钟书的品格和对文学的态度，那就是个性鲜明、绝不随声附和。

本书中，谢泳在博研史料的基础上，不但讲述了钱钟书在治学、著述、为人、处事上的一些轶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还通过这些史料的披露，进一步展示了钱钟书的精神风骨。他笔下的钱钟书，与公众想象中的那个玉树临风、潇洒风流的文学大师略有不同，博学多才，心思慎密而又见解独到。钱钟书评价鲁迅，“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其评价周作人更是笔不藏锋，借助小说《猫》中陆伯麟这个人物，暗讽周作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钱钟书治学从不人云亦云。中国文人向来会对文学前辈和同道中人给予直面的评价，但钱钟书却极少会为这种人情所动，常有意无意通过文学创作，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文艺史观。在其经典作品《围城》中，他以诗人董斜川的口吻评议说“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包括对曹禺、郭沫若的评价，也都是通过他人之口或暗指的方式，阐释着一己之见，虽然一些观点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悖，但从中不难窥见钱钟书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之精神。书中，除了汇集了一些评价钱钟书的文章之外，还把钱钟书与另一国学大师陈寅恪作了相互比较，指出了他们共通的一面。比如，都喜爱留意古人小名，都不忌谈秽亵事等等。这种珠联璧合似的比对，不仅没有降低钱钟书在广大读者中的形象，相反，还以更为饱满而立体的陈述，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既博闻强记而又严谨求实的大家风范。

值得称道的是，钱钟书对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在评议褒贬中，决不只是埋首于故纸堆，不加辨析地一味吸纳，而是常融入着自己的思考。如对盛行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他就认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总之，通过谢泳深度开掘钱钟书的人文世界，以其新颖的论述角度和翔实的史学观点，为我们学习和认识钱钟书其人其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

《钱钟书交游考》以丰富的史料和大胆佐证，展现了钱钟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也为深入研究钱钟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