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

   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孜藏区的历史功绩，除会合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外，更在于其较长时间活动于川西藏区，大量地直接接触到少数民族及宗教问题，党对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探索和实践，使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理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程度不同的“中国化”过程，进一步贴近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情况，并得以丰富和提高，对建国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理论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红军在甘孜藏区执行的民族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在丹巴县和康定县之金汤、鱼通、孔玉等大渡河流域执行的民族政策。第二阶段：自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与红2、6军团会师北上所执行的民族政策。

   红军西进康北前的民族政策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决议，把党的民族工作列为七大问题之一，将其重要性提高到了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地位，重申了民族自决原则，认为应该依据各少数民族的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去组织少数民族政权。中共川康省委强调“不要损坏喇嘛寺及经书神像……”等。

   1、红军在丹巴的民族政策

   1935年10月16日，红军进入丹巴县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整座县城只有四户人。红军一面帮助群众生产，保护穷人，打富济贫，一面宣传、说明红军宗旨，红军所到之处，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保护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很快就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93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在红军和中共金川省委派出的干部帮助下，丹巴境内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组成人员主要是当地的贫苦百姓。在县苏维埃政府5名正副主席中藏族干部有3名，初步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基本特征。

   1935年11月18日，丹巴县派出代表，出席了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随后，丹巴县苏维埃政府改称格勒得沙政府。格勒得沙政府的建立，是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关于党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它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在以贫苦农民（农奴）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除少数上层分子外的小土司、土官、小喇嘛参加，具有下层统一战线的性质。在隶属关系上，它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以联邦形式实现自决自治的主张的实践。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当地藏族积极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干部，体现了民族自治的某些特征。

   革命政权的建设、土地革命的开展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党的各级组织为了切实加强对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的指导，曾对部队发出指示。在红军的帮助下，1935年12月，丹巴藏民独立师（又名金川独立二师）成立，师长马骏（藏名麻孜·阿布）。这支藏族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作战，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民团的反动武装，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2、红军在金汤、鱼通、孔玉和泸定岚安的民族工作

   1935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天、芦、名、邛、雅战役，红4军及32军相继进入上述地区，并各留一个团兵力开展地方工作，保卫后方安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及诬蔑，当地许多群众逃匿深山，各村寨仅剩少数老弱病残。11月初，红军先后在金汤寇家河坝、汤坝、麦苯等地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和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暴行，号召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动员群众回到家园。经过广泛宣传和发动，11月上旬，金汤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辖区包括今康定县金汤区和鱼通、孔玉、泸定岚安等地。金汤县苏维埃政府属劳动苏维埃性质。下辖各区、乡苏维埃。

   从红军这一时期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可以看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与长征之前比较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却更加符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第一、指出红军活动于民族地区，必须争取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援；第二、在党帮助少数民族组织革命政权的形式问题上，则应该依据各民族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发展程度来决定，强调必须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殊性；第三、由于接触了藏民族普遍信仰宗教的问题，使党的宗教政策更加全面，把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相联系；第四、提出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红色区域内的阶级采取了缓和的措施即联合小喇嘛、小土司、土官建立联合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了更多的群众支持红军。

   总体来说，红军在这一阶段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已改变了过去解决民族之间矛盾与民族内部阶级矛盾同时并举的策略，逐渐转为首先解决民族之间矛盾，并以建立更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工作的重点，但整个工作并未完全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上来。这一转变，是在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孜藏区前就已开始，但其最后完成和付诸实践，却是在红军西进康北进入甘孜藏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