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河川

   阿来在《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一文中写到：“两三百年过去，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撼动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格绒追美无疑是这群人当中的组织者、倡导者、引导者和践行者。近几年格绒追美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青藏辞典》，中篇小说《失去时间的村庄》，散文、随笔集《掀起康巴之帘》、《神灵的花园》、《在城市和雪山的边缘行走》、《青藏时光》等文集。是康巴这片土地上用心、融魂去感受生命和精神的文学创作者，用藏族人的眼光审读神秘、广袤的雪域。激浊扬清，弘扬正能量,褒扬真善美，贬谪假恶丑。以独具的视觉为读者解读了康巴这片与神灵相通的洁净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以及多姿多彩的文化，凭借深邃的思想和空灵淡雅的文字，以魔幻现实主义是手法结合历史脉络、民间故事、藏族格言与当代藏区社会相融在一起，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巧妙地糅合进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神奇、瑰丽地想象世界，带领着读者开始超尘脱俗、玄妙无穷的精神之旅。同时又在作品中以特别的视觉，审视藏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反思，破解困惑，正如作者自己所讲：“倾听文明进程中普通人的困惑、挣扎等，也不断思索民族未来的走向。”

   格绒追美的创作历程

   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创作经历是他的滥觞，在此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反思、透析成为他文化自觉性的天然基因，是作家文化身份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认可。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作家可以在的文学层面展示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格绒追美笔下的藏区社会现象，传统文化在社会大变迁中经历的文化阵痛、心理纠结和思想蜕变，既可窥见作家描写当代藏区藏民族朴素的生活态度，又能够获得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氛围。从而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在故事与情感的抒发中发现康巴藏区审美性及社会性启发。

   认识格绒追美先生今年刚好20个年头，初识那年，他在州旅游局，我在县旅游局，既是同行、上下级，也是朋友关系。追美先生的文笔在报刊杂志上拜读不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不仅文采斐然，更有智慧。真正与他接触中，发觉他非常睿智，不仅很有修养，更有文化底蕴。在对旅游资源调查中，他十分注重文化的发掘、收集、整理、学习。这无疑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土壤与源泉，这在他的长篇小说《青藏辞典》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素材收集和研精覃思 、迁思回虑的思索，就不会有这篇旁收博采、博古通今，沉博绝丽、仁言利博的文化精品。

   格绒追美出生在甘孜州乡城县，曾在乡城从事过乡村教师、教育管理、宣传等工作，乡城这片家乡的热土养育了他出色的领悟力，启蒙了他创作的灵感与能力。在从小目睹当地社会的变革，感受到发展对人们精神信仰危机的冲击，通过疏离困惑、焦虑、突变，在反思中完成了他《失落的村庄》、《隐蔽的脸》、《青藏辞典》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特色鲜明的身份意识，故土的烙印痕迹，无不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让故乡的画面无不常常浮现眼前。在文学艺术中，故乡作为一种母题，常是创作灵感的泉源，更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与现代思考。在这类题材中蕴含了太多的情感深处的东西，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绵绵的情思，让人魂牵梦萦，记忆犹新。

   文字的背后站着一个民族，根是故土，魂是传统。童年的苦难是一种财富，会有对人生更深的领悟；乡村的淳朴是胸襟，会让人走的更远；对故乡的眷恋，会激发人创作的欲望。正如他说的那样：“故乡，这么多年来，我写下的所有文字里都流淌着你的身影，都是你的精灵幻化的舞蹈啊……离开了你，我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学的道路是一条需要艰辛付出和执著守望的路，清贫中坚守一种常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到达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坚守着勤奋地写作，那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韧度，尤其在那封闭落后的小县城，用一个个故事，放飞哲理想象的翅膀，在苦思冥想与千锤百炼中，以血肉之躯构成了一个个极富民族秉性与艺术气质的文学世界。正如追美自己讲的那样：“很多场合我都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修行，但也只是说一说而已。某一天，我忽然真正体悟到：写作就是修行中的显空不二，我们‘无中生有’苦苦创作，终于写出鲜活的人与事，虽然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它是真的发生过吗？是的，是真正发生过了，在我们笔下，在我们心中；然而从究竟上说，是真的演绎这些故事吗？一行行文字静静的躺在笔记本里，是我通过排列组合，让他们发出了五光十色，然后又烟消云散，一切复归原初的寂静、清明、澄澈、有始有终又无始无终。”

   格绒追美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

   “青藏是名词，也是第三极之大地和天空。青藏于我而言，是我的孕之宫，梦之床，也是灵魂归去来兮的长河，当然，也终将成为沐浴佛法智慧盛开菩提之花的净土。”这是格绒追美《青藏辞典》里的一句话，是他文化身份的表述。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领域、界别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在学术界喜欢用英文“identity”（身份，本身，本体）来表达，它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显然，不管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格绒追美的文学作品就是典型代表，是不同于康巴作家群其他作家独具自身特色的创作特点。

   细读追美的文学作品，与其他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没有形成自己民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不一样，没有强硬的塞进几个常用的藏语词汇来显示其文化身份，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用汉语写作能够把藏语要表达的语言意境，通过他对藏文化深刻的领悟用汉语准确、绝妙的表达出来。

   他的文化身份源于厚重、神秘的康巴文化。格绒追美的文学作品就是畅游在这片浩如烟海、古今载籍，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历史史诗中，述说一个藏人眼中的民族历史，讲述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魔幻神境和极具思想性的宗教典故、传说故事以及淳朴的民风民俗。用灿如春华、空灵飘逸的文字，触及心灵的语言展现康巴文化的绝代风采。正如作者所讲：“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我深信：从生活汲取活水，从历史文化中吸收丰富的营养，艺术之树才会葱绿茂盛。一个作家惟有扎根民间，从坚实的土地上出发，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为有了天空，雄鹰才能自由翱翔；因为有了文化之翼，文学的天空更为博大。”

   民族认同感是一个人承认和接受民族文化后所产生的归属感。文化身份认同虽有简单归类的嫌疑，但就藏文化来讲，《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仓央嘉措情歌》等家喻户晓，成就了藏族文学的巅峰。在进入当代文学领域后，藏族文学界涌现出了以阿来为代表的优秀作家群，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让外界更多的知道发生在故土的事，用汉语从事写作，成为文化身份意识中的典型性。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青藏辞典》、《失去的村庄》、《神灵的花园》是他文化身份代表的力作。我们常常讲，真正的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这个历史自觉不自觉传承的，并且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融，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先天成份中。表现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口承文化、节日文化、居室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读追美先生的《心上的香巴拉》就能够很好进行诠释。

   好的东西总是共通的，连接最广泛的人性，直触心灵。看他的作品，已经摆脱简单的将个人情感与中国总体生活相统一，开始确认自己本民族的存在，注意到本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变化过程，开始重视并且努力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并开始将民族文化自觉融入到创作中去。笔者作为研究康巴传统文化的一员，每当读到追美的作品，内心不由涌动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和幸福；也被他文字中所透射出的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所折服。他对优秀传统文化以雪山、草原、江河、日月星辰、禅意的祥符等作为修饰写出美轮美奂的诗文来赞美；对部分特质落后性以魔幻现实主义、梦境的荒诞为手段进行反思和质疑，也有不加褒贬的解剖式直陈，这些都引发了笔者的共鸣，感叹他民族的觉醒。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包含有民主意识，并演化为启蒙追求；民族文化身份中文化因素从单一向多重的综合将成为趋势；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力量，制约着民族文学文化身份意识的人道政治追求的必然性。这三个方面所形成的合力，是可以避免单纯的身份政治，而延伸出差异意识乃至建立人道政治的。民族文化身份作为一种边缘性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审视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为现代审美意识找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视点。以一种原生态的文化形态和一种尚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艺术直觉，重新寻找民族生命本体里那些神秘而博大的生活真谛，以及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实践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种更新的艺术视阈。其亮点特别经得起政治考验，这又是少数民族作家难能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