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的传说  白瑞绘图

   ■陈思广

    我想，我们应该再增加一个头衔称呼阿来了，那就是：文体家阿来。这是我读完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再联想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以及《格萨尔王》后，一种最强烈的感受。在这部表现康巴地区历史上叫做“瞻对”而如今叫做“新龙”的地方，200多年来不断地以“归零”的方式重蹈人生与历史的悲剧事件中，作家一改以往在虚构文学中或诗意、或空灵、或浪漫、或写意的运文体式，以丰瞻的史料组构全篇，以合理的剪裁与铺排勾联出历史的惰力与人性的悲哀，勾联出历史的合力与时代的必然，勾联出沉重的叹息与凝重的思考，勾联出一部以史明鉴、烛照现实、寄语未来的民族忧思录。毫无疑问，这一转型透视出作家的历史观与创作观，透视出作家欲意突破自我、挑战自我、为内容寻求最适当的表达形式的不懈追求，透视出作家欲意新拓长篇小说文体艺术的理解与表达。

    而文体的艺术就是作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语言的艺术，就是契合于文本内容的传达体式。就《瞻对》而言，作家所面临的是如下三个问题：一、本事，即瞻对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以及他们的来龙去脉；二、叙事，即如何将上述本事有机地勾联为一体，呈现出历史的悲哀与无奈等多重镜像；三、论事，即通过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议论，传递出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思绪。为此，作家设定了三个视角：一是作为历史本事的叙事视角，即呈现视角；二是作为历史叙述人的视角，即镜像视角，在排列与勾联中彰显意义；三是作为介入者的叙述者（常常表现为作者本人），即介入视角，在夹叙夹议中凸现作者的睿智与思考。三事相糅，三角相织，构成了《瞻对》这部非虚构小说的小说文体艺术，也体现出其鲜明的文体转型特征。

    关于本事与呈现视角。毫无疑问，小说是以清政府7次用兵瞻对及民国年间各方势力对瞻对的争夺作为本事线索的，在此框架内，作者以1745年清军第二次征讨班滚、1849年第4次攻剿贡布郎加（布鲁曼）、1896年鹿传霖第6次收复瞻对并首次尝试改土归流、1906－1911年间赵尔丰收复瞻对及改土归流成功，终于融化了瞻对这块铁疙瘩等历史事件为全书的骨干，以1728年清军第一次用兵、1814年第三次征讨洛布七力、1890年第5次出兵镇压农奴起义、1930年大白之役和200年来各土司间为争夺土地、人口而相互厮杀，以及川藏之间、西藏与清政府、国民政府及英国之间的纠葛为辅线，穿之以其他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如岳钟琪、作凤全、诺那活佛以及西拉姆会议等，将200多年来瞻对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及其来龙去脉如实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关于叙事与镜像视角。表面看来，作家是按照历史的基本线索以编年的方式叙写瞻对历史上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的，但实际上，作家是作为历史叙述人按照这些历史上实有其事的因果联系及其意义来叙写其事的，也正因此，全书所呈现的镜像视角在事件的排列与勾联中彰显出意义，也透视出作家对这段历史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作者不是简单地悲叹“历史归零”的瞻对历史，而是将历史的不幸如撒拉雍珠的悲剧结局、鹿传霖的革新流产、作凤全的图变牺牲与幸运的历史如赵尔丰改土归流的成功等相勾联，凸显出作家对他们体情恤民、变革图新、顺应历史潮流的肯定，对他们为民担当却横遭不幸的悲剧命运的深刻同情，以及对英国势力干预我国事务和“藏独”分裂势力的批判立场。

    关于论事与介入视角。与以往阿来多采取客观叙事的创作视角不同，《瞻对》全篇作者无处不在，议论贯彻始终。这一全新的“非虚构”文体实践，使《瞻对》成为作家目前为止介入视角最显在、议事论人最鲜明、文体转型最显著的一部作品，也因之与其他创作迥然有别。作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文体，是作家的创作观与历史观所决定的。众所周知，瞻对200年来战争不断，但战争双方的目的、手段、方式却是惊人的相似。翻开百年来记载这些战争历史的文献史料，充斥其中的只是争权夺利，掠寨侵地，血杀复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内容。历史悲剧的扮演者虽各领风骚数十年，但其手段谋略大同小异，以致于不仅故事重复、过程重复、结局也以轮回的方式重复上演，重新清零，偶有的一点改革只以悲剧告终。这不禁让作家感触万千。如何反思、这段令人悲叹的历史，如何将历史的凝重与人性的悲哀以及现实的思考铸化其中，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论事与介入就成为作家运思的文体范式。当然，这里的论事与介入不单是作家文体意识的转换与彰显，而是作家以科学的历史理性的精神对国家、对民族的现代性的烛照与思辨，是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走向理想未来的期盼与呼唤。因此，作家对川藏高原“历史归零”法则的沉痛叹息，对“没有人心的改变只能是愚昧的再现与无意义的重复”“如果革命是指种种新的变化，那我更期待人心内部的革命”“所谓治藏安疆，都是笼络上层僧俗权贵，而于民意民情则无所体恤。这样的治藏政策，于今思之，仍不无教训的意义”等深刻教训的总结，就传递出作家对封闭的藏区千百年来陷入历史循环圈而无以破解以及由此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历史背景与渊源的悲叹之心，令人痛思亦令人警醒！也流露出作家期盼改变川属藏区面貌走向新生的拳拳之心与焦灼之情。当然，作家也不仅是书写历史的悲哀，也不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寻因探果的同时，也常常借古喻今，常常以见证人的方式，增强历史真实的可信度，拉近叙述人与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使《瞻对》拥有了思想的深邃与活力，文体的丰瞻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