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7年09月20日
■王臣申
由江南大学崔荣荣、牛犁所著的《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介绍了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的历史演变,分析了汉族民间服饰变迁的社会原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从社会层面挖掘服饰现象背后的文化深度,归纳总结出女性作为服饰制作的主体,在社会角色中的地位变化对于民间汉族服饰变迁的影响。不同于其他注重分析服饰现象的服装史类书籍,本书更加注重影响服饰变迁的原因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族民间服饰的变迁,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历史。
近年来,有关传统汉族服饰的实物展览或学术领域服饰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上层社会的服饰文化上,这一阶层服饰实物存世较多,文献资料记载比较翔实,并且服饰精美,工艺高超,代表了特定时期较高的织绣水平。除了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大量藏品外,私人收藏家也热衷于对这一部分服饰品的收藏,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较多,加之利润空间比较大,形成一种买卖流通的良性循环。相反,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与目前民间服饰研究面临的窘境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民间服饰由于自身阶层的局限性,虽然制作精美,但大多是家庭式的内部流传,民间服饰特别是劳动阶层的传世实物较少,流传到市面上的服饰实物也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则是家庭内的流传不具有开放性,藏品收集具有一定的困难,并且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服饰实物的历史价值,存在“人亡物绝”的现象,人一旦逝去,衣服就被烧掉,除非特别精美或者有特殊意义的服饰,否则一般不会保存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学术研究带来局限性。大量的传世实物是进行服饰文化研究的有效条件,一般也是服装史论类书籍研究中的难题,因为实物资料的收集都会经过较长的时期。难得的是,作者长期进行有关民间服饰的考察,并长期收集有关民间服饰的实物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该书以此为依托,以收集的大量地域广泛、种类丰富、做工精美的传统民间服饰实物为依据,以历史脉络为主线,以传统民间汉族服饰为主体,对各个时期的传统汉族服饰做了详细分类和论述,为民间服饰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物依据,为本书内容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出于对传统服饰的好奇,我曾查阅过有关服装史类的书籍。我发现,目前似乎还没有一本书籍完整涵盖服饰文化的发型、妆容、配饰、足服等各个方面,大多是关于某一方面内容的特定论述,并且偏向于通史类服饰研究。我认为该书不同于其他服饰史类书籍的地方在于其截取明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不仅详细讲述汉族服装的变迁,还对不同阶层的服饰进行详细介绍,分类论述了男女服饰的历史演变及其变化趋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经典的男女服饰,并对发型、妆容、配饰、足服等进行重点论述,相较于其他服装史论类书籍只对代表性服装重点论述的情况,该书有重大突破,形成一个完整的服装体系。例如,书中在讲述明代男子服饰时将其分为士人服饰、农民服饰、百工艺人服饰、商人服饰及其他服饰种类并总结出明代男子服饰变革的趋势,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对男子服饰进行划分,女子服饰则着重介绍了代表性款式及其变化趋势。这就突破了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为读者呈现一个系统化的服饰体系。
本书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很多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用全新的视角审视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的社会变迁,在很多方面对于服装史论的学习具有借鉴作用。书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独特的观点,如用大量翔实可考的历史文献资料论述明代汉族民间服饰呈现“求新求异”及“男女混装”的社会风尚趋势,在心学盛行与市民文化兴起的影响下人们的审美思想发生变化,出现“奢华与僭越”共生的服饰现象。再者,由于长期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女性一直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该书中则对女性角色高度重视,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在其他史论类书籍中一般是被忽略的部分。书中观点认为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化进程中,女性生产的女工产品慢慢抛弃传统女工的作用,出现商品化趋势,这直接导致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慢慢转变,开始了其由男性附属品到独立个体的转变。此外,文中提到明清时期汉族才女文化及明末的名妓文化,在西学东渐、维新思想及天足运动的内外推动下,女性由闺阁走向学堂,由作坊走向工厂,由厨房走向厅堂,女装服饰出现女学生装、女性职业装、女性工装及女性社交服饰,民间社会结构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风俗走向多元化的社会趋势。这些新颖独特的观点从不同角度讲述汉族民间服饰的变迁,不同于以往服装史类单一的从礼仪制度出发的思维角度,着重对上层服饰文化的重点论述,该书多角度去看待汉族服饰变迁的社会现象,有助于对汉族民间服饰文化全面的学习。
精美的传统服饰是我们祖先审美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但是习惯于快餐文化和休闲文化的现代人,早已经数典忘祖了,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让我们在赏读传统服饰背后故事的同时,能重拾对传统服饰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