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杉

      我与藏地有种种特殊缘分，藏茶就是其中之一。

      我对西藏最初的好感就来自藏茶，因为藏茶意外地缓解了我强烈的高山反应。那一年我8岁，第一次从成都去西藏拉萨。我父亲隶属于18军，1950年一边修路，一边徒步走进西藏，整整走了一年才到达拉萨；我母亲是1961年的援藏教师。那时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三个孩子分散在四川三个不同的地方。

      到拉萨刚下飞机我就感到头晕，接着开始呕吐，母亲说这是高山反应，眼里充满担忧。费了一些周折，她才请一个藏族用板车将我拖回她在拉萨师范学校的宿舍。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才慢慢缓过来，依旧头疼，浑身无力，不思饮食。几天后，母亲要去学生家做家访，那时候教师家访似乎是不成文的规定，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无人照顾我，母亲只好将我带上，当时拉萨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和三轮车，只能徒步而行。母亲担心我难受，路上走得极慢，时不时还停下来歇息。

     我们刚走到藏族学生家大门外，一家人就忙不迭跑出来迎接，藏族人天性淳厚朴实，对老师格外尊重，老师的孩子也跟着沾光。进屋聊了一会，女主人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送到我面前，母亲有些不安，说不必这样隆重的礼节对待小孩子，可是对方坚持要向我敬茶。他们说的是藏语，我听不懂，不过从神情和肢体动作能猜出几分。母亲看着我，眼神里透出担忧。我端过碗尝了一口，说了声“好喝”，就“咕噜咕噜”将一碗酥油茶喝下。男主人很开心，哈哈大笑，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没想到我初来西藏就能喝酥油茶！事后我才知道不喝主人敬的茶，是相当失礼的事。母亲一直不太适应酥油的味道，她身体比较羸弱，对腥膻食物特别敏感忌讳，几乎不吃羊肉，也不喜欢海味鱼类，初到西藏时闻到酥油的味就呕心反胃，甚至连装过酥油茶的碗洗净后也能嗅出来，为此吃过不少苦头。

      我喝下酥油茶不一会，就感到舒服了很多，甚至还爬到主人的屋顶上去看了看，这让母亲和主人大为惊喜。离开时，主人硬塞给母亲半块如砖头状的藏茶，还有一点酥油和糌粑，说：“这是菩萨赐给藏民的食物，吃了不会生病。”

      酥油和糌粑倒还不稀奇，可是藏茶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甚至有些丑陋，黑乎乎的，用粗大的茶叶和一些细枝条紧压成砖头状，有的压成长条状，食用时用刀戳一小块放入壶中熬煮。母亲说藏民地处高寒，食肉为主，又不出产蔬菜水果，茶不但能解除油腻，还能补充身体所需的一些营养，所以藏族有谚语：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

      从此，我对外表丑陋的藏茶有了好感。

      暑假里，母亲带我去了林芝，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那里。一天早上，我还在梦中，忽被一阵声嘶力竭呼喊惊醒：“山洪爆发了，山洪爆发了——”

      还没有醒过神来，有人猛烈地敲门：“张老师，张老师！”

      对方是母亲在四川时教过的一个学生，姓王，当兵来到西藏，恰好在父亲所在的部队，闲暇时常来看望母亲，帮着提水搬柴。

      母亲打开门，小王上气不接下气说：“山洪来了，快跑……”来不及多讲抱起我，拖着母亲往外跑。母亲本想转身拿放在桌上的手表，那是她上课必不可少的，可是小王不由分说阻拦了。路边停了一辆马车，车上堆满了弹药箱，那是小王拦下的，央赶车的战士将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说我父亲无暇顾及家人，他自己也马上要返回去执行任务。这时满是泥浆的山洪从树林里喷涌而下，挟风带雨而来。马车急速地奔跑，将我们送到一个山坡上，又转身离去，那里堆放着一些抢运出来的子弹，有一个军人守候。

       山下的道路很快就被洪水淹没，四周一片汪洋，巨大的树木漂浮其上，甚至还有羊牛在水面上挣扎呼号，再也没有人马出现。天上又下起小雨，我们逃难出门，什么也没带，衣服、食物、水，一无所有。最初的惊慌和恐惧过去后，饥饿和寒冷开始困扰我，虽然我出生于饥饿的年代，但却从未体验过饥饿滋味，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的保育院和八一小学里，驻守西藏军人的孩子们受到特别关照。以致我成年后，对饥饿的感受和记忆，无不与那次山洪有关。

      黄昏时分大水才逐渐退去，我饿得有气无力，运弹药的人马在望眼欲穿的期盼中终于出现。返回的路在洪水的肆掠下变得面目全非，树木、乱石、深坑、泥泞、杂草，举步艰难。就在大家筋疲力尽时，忽见前面一块巨石后有一缕烟火冒出，一个藏族老婆婆佝偻着背出来，冲我们说了一句话。几个战士不懂藏语，母亲翻译道：老婆婆问我们喝点茶不？老婆婆到山里来捡蘑菇，遇到山洪无法回家，就在山上烧茶喝。平时老乡上山采药、捡蘑菇，因为路远中午通常不返回，就会带上一点茶和盐，在山上寻些东西烧来吃。大多数有毒的植物他们都识得，不会误食，但是风经常会将有毒植物的花粉飘散到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上，吃下去会有危险，可喝了茶就不会有大碍。还有即便是无毒植物，如蘑菇，没烧透吃了也会呕吐，或者肚子疼，喝了茶也会安然无恙。老婆婆对母亲不停的解释，母亲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工作需要她入藏后很快学会藏语，与当地人交流没有障碍。

      走过去，见火堆上两个军用罐头盒里茶水正“吱、吱”翻腾。这种红烧猪肉罐头盒并不陌生，部队驻地到处可以找到，不想还有这等用途！喝了茶后我感觉身体暖和了很多，也不似先前那么饥饿，带着温暖继续赶路。到家一看，满是淤泥，一片狼藉，门口还横了一根从山上冲下来的大树桩。部队炊事班送来一小盆米饭，一个红烧猪肉罐头，母亲用茶泡饭，我们站在稀泥地上吃，我连吃了两碗，从来没有过的香。母亲怕我撑坏肚子，制止我再吃，让我再喝一些热茶。那天晚上睡得很沉，梦里用军用罐头盒烧开黑漆漆的藏茶，再加红烧猪肉和米饭。

      从此，藏茶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而我对藏茶的深刻认识是在成年以后。我曾多次行走藏地，天寒地冻，困顿劳乏，高原不适，只要一杯滚烫的酥油茶下肚，立刻精神抖擞，倦意全消。加上童年的经历，我开始留心藏茶，关注藏茶，了解越多，兴趣越浓。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共有六大类茶：绿茶、白茶、红茶、黄茶、花茶、黑茶。藏茶属黑茶，古代也称乌茶、边茶等。前五大类茶中，不乏如雷贯耳的名号，如杭州的碧螺春、龙井，安徽的银针、毛峰、瓜片，还有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红茶，蒙山的黄芽等等，莫不是奢侈的贡品，或王公大臣、或商贾巨富杯中的娇嫩之物，乃锦上添花。与之相比，藏茶没有耀眼的头衔，也没有文人雅士留下的风雅名号，但却朴实无华地贴近世界屋脊的大地苍生，为藏地雪中送炭。它是一种生活必须品，早已超越了饮品的概念，是雪域高原的生命支柱。

       机缘巧合，2008年初春，原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吕重九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原华西医科大学一位校友弃医改行从事藏茶生产，在了解藏茶历史后，感触颇多，意欲请人诉诸文字，青史留名，为此特地请了一位著名的电视剧导演，期望能将有关藏茶的故事写成电视剧。吕重九先生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的长者，接到电话后我赶去雅安，那里特有的气候和地理位置，从古至今一直是我国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藏茶生产加工基地。同时从北京赶去雅安的还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他受邀前去从事藏茶营养成分分析研究的。学医出身的茶商视觉独到，期望从文化历史、科学技术、影视艺术全面展示藏茶的魅力。到达雅安后，我们参观了现代化藏茶加工厂，和保留在简易博物馆里古法手工生产工具，以及大面积种植藏茶的芦山县、名山县、天全县等地。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打动我的心，我觉得文字一定是心灵撞击的记录，于是我婉拒了创作的邀请。不过雅安之行，却萌发了我想实地察看5000多公里川藏茶马古道的念头，这个念头加上童年生活的记忆，时时在我心里涌动，有时甚至搅得我不安，最终变成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急地盼望尽快偿还。

       于是，我踏上了川藏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盘旋在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之间，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神秘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商贸通道。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东起四川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并可到达不丹、尼泊尔和印度等地，全长5000多公里，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要的贸易通道，也是古代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和纽带。

      川藏茶马古道分南、北两条线。南线从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县；北线从康定、道孚、甘孜、炉霍、德格渡金沙江到西藏昌都地区的江达县。沿线山重水复，重峦叠嶂，险峻无比，有许多令人胆寒的名称：“魔鬼之路”“死亡之路”等等。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艰险的路，需横渡汹涌澎湃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易贡藏布江等，要翻越数十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大风、暴雨、冰雪、塌方、滑坡、飞石、车祸、饥饿等惊心动魄的遭遇，至今回想起来既后怕，又激动人心，终身难以忘怀。

      如今，大部分茶马古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川藏公路。这是1950年解放军第18军进藏时修筑的，我父亲就是筑路大军中的一员。行走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川藏公路北线，一些地方还能看到茶马古道的遗迹，以及茶马古道上散落的文明碎片。

      在南线的巴塘，当地藏族朋友带我去鹦哥嘴，当年茶马古道上有名标志之一，1905年震惊中外的“巴塘事件”就发生在此，当时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与随行人员在此全部被杀，数月后赵尔丰率清兵到达，以藏茶为诱饵扑杀了许多人；在北线的边坝县怒江峡谷，一个老人告诉我，当年他们茶商的马队在半山遭遇雪崩，大雪如汹涌的怒江从头顶铺天盖地而来，所有人被雪崩掩埋，他是因为拉肚子而成为了惟一的幸存者，很久以后他才在雪地里挖出同伴的遗体、马匹和茶；在林芝，肆掠的冰川摧毁了18军将士们修筑的公路，形成高山堰塞湖——古乡湖，并在周边留下房屋般大小的巨石；在类乌齐，我遇到从黑昌路落荒而逃的探险者，那里也曾是茶马古道，如今人迹罕至，被称为“亡命之路”……

      一路走走停停，我也变得又黑又瘦，旅途中的感受，无法细说，到达拉萨后，我忽然觉得应该写一写川藏茶马古道了。

      原因是，总有一些悲壮的历史片段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久久压在心里；总有一些感动令我感概万千，久久不能平息；我曾站在古人停留过的地方，打量着上亿年形成的山川河流，雪山草地，聆听风雨的诉说，心想，这崇山峻岭，苍茫大地留下多少沉重的脚步？又封存了多少久远往事？那些历史、自然、人物、风情、民俗将我紧紧围绕，有时甚至透不过气来，于是我有了用文字一吐为快的冲动。可是，没想到一落笔才感到这本书比写任何文章都艰辛和沉重，因为对历史的沧桑感，会引发对人生的沧桑感，增添心里的重负，引发久久不停的思索。

     在众多的历史书籍中，有关川藏茶马古道的记载极少，寻找这些散落的记载极其不易。古时西藏昌都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而昌都又分两条路进入西藏腹地，一条是昌都、洛隆、边坝、嘉黎、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这条线是茶马古道的主线。过去，一路上设有24个驿站，民间流行“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之说，是对沿途经济、气候等因素的概括。24个驿站，藏民习惯称马站，马站通常设在集镇，或者有牧民居住的地方，以便能买到饲料和燃料、或者雇到民夫。这些驿站与我们在史书上认知的汉地驿站有天壤之别。父亲回忆说1950年当18军先遣队从昌都出发，到一个叫多洞的驿站时，那里仅有三户人家，居住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里，能买到的仅是用作燃料的干牛粪饼，根本无法提供粮食和住宿。而古代商队在川藏茶马古道行走，也是自己携带帐篷和粮食，那个年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条是由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再转道去安多、以及青海部分等地。由于沿途人烟稀少，道路荒僻，故行走的商队也少。即使现在这条“黑昌公路”也处于年久失修状态，2011年我到类乌齐的经历，记录在《藏地八千里》一书中，可见一斑。

      我们今天称的川藏线南线，也就是318国道，即从巴塘渡金沙江，沿芒康、左贡、八宿、波密、林芝到拉萨的公路，是1950年解放军第18军进藏时，出于巩固边防、发展沿途农牧区考虑，历尽艰辛而修筑的。过去因为冰川密布，河流纵横，地质活动十分频繁，骡马商队视为畏途，退辟三舍，躲闪不及。由于交通不便，波密等地在1950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西藏地方政府一直难以控制。

茶马古道如何形成？为什么有人冒死穿越崇山峻岭？答案是为了茶，为了茶马互市，这是历史上国家的大政方略。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代，是中国西部历史上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主的贸易往来。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朝廷的重要军需物资，而汉地不产马；茶是边区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须品，但只有汉地产茶。因此以茶易马，这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项政策。到北宋，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朝廷专门设立了掌管茶马贸易的机构——茶马司。其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并明文规定边区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违者予以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据载：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西域，因私自贩茶，被赐死罪。如此严酷的刑法，足见茶在当时何其重要！

      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藏族和西北少数民族对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解除油腻，帮助消化，补充身体的所需的多种养分，所以茶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商品，也成为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制约重要方式之一。四川盆地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又临近藏区，故到南宋时，四川的边茶产量位居全国第一，茶马互市也成为全国之最。

      清代乾隆年以后，“边茶贸易”制度逐渐取代了前朝的“茶马互市”。随着交通和经济的发展，进入茶马古道的其它商品越来越多，如丝绸、布料、铁器、陶瓷、皮革、黄金、虫草、贝母等等。同时，各种文化也在茶马古道上相互融合，吸纳，在佛教为主要信仰的西藏，在茶马古道沿线，天主教堂、清真寺，与佛教寺院和谐相处，使文化更加多元化。还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早就是由大藏商邦达•热嘎翻译成藏文。还有，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岁月，邦达仓家族曾将大量军需物质从境外运回，并辗转通过茶马古道运到内地。

      边茶贸易是清王朝一项经济改革措施，也为很多人带来商机，当年西藏的一些大商无不是以经营茶起家，以马帮驮运藏茶为主，仅康定城一处，在清代就有40多家以交易茶为主的锅庄。一些地方的大寺院，也附带经营茶，以解决寺院的用度。而普通藏民更是视茶为珍贵之物，至今一些地方还保留上门求亲送茶的习俗。一些藏民有了钱仍然不愿意存银行，而是买茶储存。2004年我到甘孜一户贫困农耕藏民家造访时，见家中十分简陋，可佛堂靠墙处却堆放了几十条茶，我问何故？主人答是70多岁的老母的陪嫁，以及多年的积蓄，老母说留这些茶以备急用，故一直没动。2010年我到波密，在一个小商店为买什么送朋友犹豫不决时，店主出主意道：若是送藏族朋友，买一条茶比其它任何礼物都好。小店经营小型农机、山货和茶，用竹篾包装的一条条藏茶粗放地堆在一角。店主说特殊的环境、气候，以及制作工艺，使藏茶不娇贵，易存放，经得起颠簸摔打，而且越存越香。

       没有到过藏区的人很难体会到藏茶的重要，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见印度茶入藏十分担忧，上奏朝廷：“……若不设法抵制，势必东下，不独失我西藏之大销场，也将控我炉边根据地……”康定又称“打箭炉”或“炉城”。1950年解放军18军进藏，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叮嘱：“解放西藏，多多带茶。”

      我曾10多次行走藏地，所到之处，无论是寺院、乡村、民居、餐馆，茶无处不在，连空气里也飘荡着酥油茶的气味，那是藏区特有的味道！就连藏族汉子夸耀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儿勤快能干时也常说：“每天早早地就烧好茶！”过去藏区雇工也多以茶作为工钱，因为茶比货币更恒定，不易贬值。茶是藏民的生命，藏茶造就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了万水千山，使世界屋脊绚烂多彩起来 。

然而茶马古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艰辛，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力衰弱，中央政府对边区的控制逐渐减弱，一些对西藏窥探已久的国外势力，尤其是英国，开始以枪炮开路，向西藏大量倾销茶，以图控制西藏。其实，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就逐步深入到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喜马拉雅山西段的地区，形成对西藏包围之势。先后派人以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的身份进入西藏，并修通印度平原通往大吉岭的喜玛拉雅山铁路，在大吉岭大面积植茶，准备将大吉岭茶倾销到西藏。1904年西藏江孜宗山堡抗英之战就是一例，此后大量的印度茶从亚东中印边境涌入西藏，而西藏上层主战派与主和派一直纷争不休。英国军队长期驻扎江孜，英国在印度生产的香烟、手表、棉布、糖酒、毛线等充斥市面，使西藏的民族工业难以发展，直到解放军第18军进藏，英军才不得不撤走。

       清末民初，朝代更迭，天下动荡，茶马古道上官僚、商贾、僧侣、土匪、土司、头人等更是明争暗斗，加上英国人在其中煽风点火，叛军作祟，使茶马古道上风起云涌，刀光剑影，几度阻塞。

      在调查采访中，我听到许多川藏茶马古道的往事，也逐渐明白为什么有关这些历史的文字记载很少，这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也与处在不同文化的边缘有关。当公路替代了茶马古道之后，茶依然年年入藏，但马帮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茶马古道带来了文明，但川藏茶马古道已经成为文明的碎片，多少年后还有多少人知道它？

       我决定以故事的形式记载那段神奇悲壮、惊心动魄的历史。于是，根据多年的采访调查，用自己数万里艰难的实地考察，写下了长篇历史小说《藏茶秘事》一书。

       该书以汉藏三个茶商世家、两代人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爱恨交替为主线；以英国人用枪炮开道、茶商贸易控制西藏，进而分裂西藏阴谋为副线；再以钩沉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历史事件为伏笔；进而以四川保路运动点燃辛亥革命火种为时代背景；同时以红军长征强度大渡河为穿梭；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相互交错，多重尖锐 矛盾斗争交织，多元文化的时空交叉，从多个侧面揭示出大变革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神秘莫测，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匪夷所思的隐秘。

       谨以此书，祭奠已经消失的川藏茶马古道，祭奠那一段沧桑而悲壮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