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

有位台湾文友拿着杜召棠《惜馀春轶事》，要我陪他下扬州寻访惜馀春。我读过《惜馀春轶事》。是凡此书读者，无不向往惜馀春。

惜馀春是民国初年开设在扬州教场北首的一家尕尕大的茶社。惜馀春故主高乃超，原籍福建长乐，因其父曾做官于两淮盐运司，遂随父迁扬州定居。其“貌古雅，背伛偻，望而知其胸中含有诗者”（孔庆镕《心向往斋谜话·从可可居到惜馀春》），扬州人多以“高驼子”呼之，亦不以为忤。高乃超乃风雅之人，工书法，善弈棋，尤好吟诗和制谜，是冶春后社的诗人和谜人，著有《滑稽诗话》《集扬州俗语诗》和《惜馀春闻见录》。高乃超最早是放留声机谋生的。那时留声机是个新鲜玩意儿，两个铜板听一会儿，听者踊跃。高乃超积累下家底，开了一间饭馆，叫“可可居”。他为人豪爽，任凭赊欠，不久就亏了本，于是改开了这间茶社，取名“惜馀春”。

据洪为法《惜馀春》记载：“茶社里面只有三五张桌子，也只有少数的老顾客每天在那里，极悠闲的看报、吟诗，或着棋。”时有民谣：

教场惜馀春，驼子高先生。

破桌烂板凳，满座是诗人。

除了卖茶，惜馀春还卖饭、卖菜、卖点心，甚至还卖粥，所有一切均为家常风味。这里最贵的食品不过是卤鸡、卤鸭、糟虾、口蘑锅巴、醋熘鳜鱼之类，贱的则是蚕豆炒咸菜、豆腐汤、烧青菜，更贱的还有酱豆，大椒酱则免费供应。据洪为法《惜馀春续记》记载：“驼翁在‘维扬细点’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绩。在昔扬州点心，均用大笼，至可可居才改用小笼。垫笼昔用松毛（松针），可可居又改用白布。虽然近来依旧用松毛的多，取其有清香，可是用白布垫笼，却为驼翁所创始。”

“驼子先生高乃超，每逢文士必招邀。”（倪澄赢《再续扬州竹枝词劫余稿》）臧谷、肖畏之、董逸沧等诗人曾经小雅于此；李涵秋、李伯通、程善之、贡少芹等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曾经小雅于此；洪为法、杜召棠等散文家曾经小雅于此；吉亮工、陈含光等书法大家曾经小雅于此；国画大师梁公约曾经小雅于此；“民国联圣”方地山曾经小雅于此；一代词曲宗师任中敏曾经小雅于此；制谜高手孔庆镕、汤公亮曾经小雅于此；微雕大师陈孟同、吴南愚曾经小雅于此；“象棋国手”王浩然曾经小雅于此……

康有为也曾来惜馀春小雅。民国十年（1921年）夏天，康有为经过扬州，孔庆镕和杜召棠特意带他来惜馀春看望高乃超以及这里食客的风采。他们坐在小店里，就有人对杜召棠说：“听说康有为要来，你是导游，能不能介绍认识一下？”杜召棠指了指身边人说：“他就是康先生。”那人看康有为身着敝裘，蓬头垢面，俨然村野学究，就说：“你以为我不认识康有为？还玩指鹿为马这套把戏。”说完拂袖而去。康有为、孔庆镕和杜召棠三人顿时忍俊不禁……

惜馀春的客人来来去去，有的竟日不归，有的经月难得一至，面孔随着岁月的流逝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高乃超始终不改初衷，三十年如一日，志在以诗会友，不重盈利，其时虽无吃拿卡要，但顾客的赊欠之风有增无减。虽然像臧谷、孔剑秋等人都能体谅高乃超的苦况，不但一文不欠，有时还作少量补贴，但是杯水车薪，仍然无济于事。起初高乃超于店中添“勤笔免思”白粉牌一块，以免欠账忘却，再过年余，因积欠屡增，又新制专记欠账的账簿一册，仍然难阻赊欠之风。高乃超认为，欠者非囊中羞涩，断不至此，当面催索，有伤斯文脸面，宁可自己吃亏算了。因此，日积月累，周转不灵，随着诗人风流云散，主人一病不起，惜馀春终于在民国十九年（1903年）歇业。没有了惜馀春，也就失去了心灵的慰藉与寄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高乃超驾鹤西去。

尽管如此，高乃超及其惜馀春一直是扬州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二十日，《扬州新报·扬州闲话》发表了浮翁署名文章《高驼子风雅致清贫》，文末写道：“直至高老板死后，一套账簿居然有三千多吊钱没处还偿的欠账。据传说，只有一位某名流携着一陌纸钱，望着已经闲歇的惜馀春大门，不住的挥泪流涕。”

可以说，高乃超及其惜馀春在扬州乃至中国的近代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许多报刊、史志、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有记述，可见其影响之广。目前，扬州还有人打着“惜馀春”的旗号开设饭店或茶社，生意都很兴隆，可惜没有当年“驼翁”遗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