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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馀春

甘孜日报    2018年03月08日

■周游

有位台湾文友拿着杜召棠《惜馀春轶事》,要我陪他下扬州寻访惜馀春。我读过《惜馀春轶事》。是凡此书读者,无不向往惜馀春。

惜馀春是民国初年开设在扬州教场北首的一家尕尕大的茶社。惜馀春故主高乃超,原籍福建长乐,因其父曾做官于两淮盐运司,遂随父迁扬州定居。其“貌古雅,背伛偻,望而知其胸中含有诗者”(孔庆镕《心向往斋谜话·从可可居到惜馀春》),扬州人多以“高驼子”呼之,亦不以为忤。高乃超乃风雅之人,工书法,善弈棋,尤好吟诗和制谜,是冶春后社的诗人和谜人,著有《滑稽诗话》《集扬州俗语诗》和《惜馀春闻见录》。高乃超最早是放留声机谋生的。那时留声机是个新鲜玩意儿,两个铜板听一会儿,听者踊跃。高乃超积累下家底,开了一间饭馆,叫“可可居”。他为人豪爽,任凭赊欠,不久就亏了本,于是改开了这间茶社,取名“惜馀春”。

据洪为法《惜馀春》记载:“茶社里面只有三五张桌子,也只有少数的老顾客每天在那里,极悠闲的看报、吟诗,或着棋。”时有民谣:

教场惜馀春,驼子高先生。

破桌烂板凳,满座是诗人。

除了卖茶,惜馀春还卖饭、卖菜、卖点心,甚至还卖粥,所有一切均为家常风味。这里最贵的食品不过是卤鸡、卤鸭、糟虾、口蘑锅巴、醋熘鳜鱼之类,贱的则是蚕豆炒咸菜、豆腐汤、烧青菜,更贱的还有酱豆,大椒酱则免费供应。据洪为法《惜馀春续记》记载:“驼翁在‘维扬细点’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绩。在昔扬州点心,均用大笼,至可可居才改用小笼。垫笼昔用松毛(松针),可可居又改用白布。虽然近来依旧用松毛的多,取其有清香,可是用白布垫笼,却为驼翁所创始。”

“驼子先生高乃超,每逢文士必招邀。”(倪澄赢《再续扬州竹枝词劫余稿》)臧谷、肖畏之、董逸沧等诗人曾经小雅于此;李涵秋、李伯通、程善之、贡少芹等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曾经小雅于此;洪为法、杜召棠等散文家曾经小雅于此;吉亮工、陈含光等书法大家曾经小雅于此;国画大师梁公约曾经小雅于此;“民国联圣”方地山曾经小雅于此;一代词曲宗师任中敏曾经小雅于此;制谜高手孔庆镕、汤公亮曾经小雅于此;微雕大师陈孟同、吴南愚曾经小雅于此;“象棋国手”王浩然曾经小雅于此……

康有为也曾来惜馀春小雅。民国十年(1921年)夏天,康有为经过扬州,孔庆镕和杜召棠特意带他来惜馀春看望高乃超以及这里食客的风采。他们坐在小店里,就有人对杜召棠说:“听说康有为要来,你是导游,能不能介绍认识一下?”杜召棠指了指身边人说:“他就是康先生。”那人看康有为身着敝裘,蓬头垢面,俨然村野学究,就说:“你以为我不认识康有为?还玩指鹿为马这套把戏。”说完拂袖而去。康有为、孔庆镕和杜召棠三人顿时忍俊不禁……

惜馀春的客人来来去去,有的竟日不归,有的经月难得一至,面孔随着岁月的流逝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高乃超始终不改初衷,三十年如一日,志在以诗会友,不重盈利,其时虽无吃拿卡要,但顾客的赊欠之风有增无减。虽然像臧谷、孔剑秋等人都能体谅高乃超的苦况,不但一文不欠,有时还作少量补贴,但是杯水车薪,仍然无济于事。起初高乃超于店中添“勤笔免思”白粉牌一块,以免欠账忘却,再过年余,因积欠屡增,又新制专记欠账的账簿一册,仍然难阻赊欠之风。高乃超认为,欠者非囊中羞涩,断不至此,当面催索,有伤斯文脸面,宁可自己吃亏算了。因此,日积月累,周转不灵,随着诗人风流云散,主人一病不起,惜馀春终于在民国十九年(1903年)歇业。没有了惜馀春,也就失去了心灵的慰藉与寄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高乃超驾鹤西去。

尽管如此,高乃超及其惜馀春一直是扬州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二十日,《扬州新报·扬州闲话》发表了浮翁署名文章《高驼子风雅致清贫》,文末写道:“直至高老板死后,一套账簿居然有三千多吊钱没处还偿的欠账。据传说,只有一位某名流携着一陌纸钱,望着已经闲歇的惜馀春大门,不住的挥泪流涕。”

可以说,高乃超及其惜馀春在扬州乃至中国的近代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许多报刊、史志、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有记述,可见其影响之广。目前,扬州还有人打着“惜馀春”的旗号开设饭店或茶社,生意都很兴隆,可惜没有当年“驼翁”遗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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