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意思。我能追溯到的最早关于饭菜的记忆，竟然是跟一只饭钵相关。

十五年前，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我不可能再从她的嘴里得到关于那时的片言只语。我只是记得，我是一个乖巧的童稚，应该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一如我三四岁的小儿。那天的溪水很清浅，泛着微波。溪边是生产队的队部吧，一间大的瓦房。一条木门开在临溪的岸边，门是打开的，里面热气腾腾。门口的溪上搭了一块青石板，我就坐在石板上玩耍。一条石板路沿着浅溪外侧的池塘和浓稠的柏树，游蛇般经过一幢幢青砖黑瓦的房前，往村里去了，往我家那边去了。

饭和菜很香。我明亮的目光被牵引到门内。两三个女人，一个是我的母亲，在长而高的一溜灶台上炒菜。是萝卜丝，黑色的铁锅很大，萝卜丝很白，很满。地上是一笼屉一笼屉的钵子饭，地很黑，钵子很圆，饭很白，冒着烟气。有人正一钵一钵捡了，装进大谷箩筐。萝卜丝炒好了，装入几个大脸盆。

母亲的眼光多次瞟见了我，但没做声。这次又瞟见我了。她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了什么，脸上讨好般的笑。她动作敏捷，拿一个空饭钵，从一钵白饭里划了一小块，夹了些萝卜丝。走到我面前，扒给我吃。“快吃！”母亲小声说：“等下别人看见了。”我很乖，张大嘴巴挂在饭钵上，任母亲扒拉。烫！烫！我没说，只是大口吞咽，烫进了肚子里。连汤脚也没剩。母亲笑了。

那是社员修水库吃的饭菜。是我此生关于米饭和萝卜丝的原初记忆。

我第二次吃钵子饭，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学校在同一个大队的羊乌村，叫羊乌学校，离我们村两里路的样子。午休吃饭，通常是一帮同学，像一群惊飞的麻雀，一路飞跑，跑过弯曲的田间小径，跑过缺牙般的拦江水坝，跑回家。吃过饭，三五成群，或磨蹭，或奔跑，回学校上下午课。

学校是两栋两层的瓦房，后面一栋是老师办公室、宿舍和厨房，前面一栋宽大的是教室和礼堂。进学校大门就是礼堂，两侧各两间教室。礼堂的台子是砖砌的，上面铺着钉住的木板。后面敞开一道门，通过连廊上楼，也连接着后一栋。操场在学校的南侧，旁边就是村舍。

三年级的教室紧靠礼堂台子，每次下了课，礼堂里闹哄哄的，追逐，在台子的木板上蹦跳，全是人。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年轻人，是大队支书的儿子，就羊乌村的，叫黄国忠。有时下了课，同学们在操场上爬竹竿，摔跤玩耍，我常爬不高，也摔不过。黄老师见了，就会嘻嘻哈哈把我抱起来，举上爬竿，或者把我从地上翻过来，压着原本骑在我身上的同学。

若不是到了严寒冬天，一年中的其他日子，我们总是一双赤脚。记忆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专门供夏天的鞋子穿，人人都是如此，习以为常。

那天刚刚午休下课，我从礼堂台子上跑过，一颗大钉子深深地扎进我光裸的脚板，鲜血直流。我痛得坐在木板上嚎啕大哭。有人去报告了黄老师。不一会，黄老师匆匆赶了过来，把我抱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黄老师又找了药来，给我清洗，包扎。我抽噎着，伤口一阵一阵钻心地痛。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老师的食堂就在旁边，一个个老师端了一钵子饭，半钵子菜，在办公室吃。有的老师边吃，走过来问一下我的伤。黄老师端了一钵白饭，半钵菜，放在我的面前，叫我吃。是韭菜炒蛋，冒着热气，喷香。我抵挡不住香气的诱惑，接过黄老师手中的筷子，泪眼汪汪，一口一口吃起来。

以后，我上初中，上高中。离家远，读的是住校。每日三餐，我端着自己的搪瓷碗，到食堂窗口排队，递进去一张拇指大小的饭票。里面的大师傅顺手从笼屉里端一钵饭，另一只手拿根筷子在饭钵里搅一圈，倒入伸进去的搪瓷碗。我缩回手，端着饭，回到学生宿舍，打开自己的旧板箱，拿出罐头瓶子，掏腌菜拌饭。几年里，我差不多没到食堂里买过菜。有时，看着那一大盆一大盆红辣辣的水豆腐，白菜煮油豆腐，甚至辣椒炒猪肉，真恨不得把眼珠子掉进去，浸泡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