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 杨欢

尹向东是“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风马》属于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很少以宏阔的历史作为背景，但却擅长表现以家族为主的生活，表现社会变迁给家族命运带来的转变。《风马》这部小说有着典型的“康巴作家群”小说创作特色，作品表达了对日月土司家族悲剧命运的哀伤，也表现了普通家庭在命运的磨难下艰苦的奋斗历程。小说以日月土司家族的兴衰为窗口，折射了康定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有的家族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加重了命运的悲剧色彩。小说内容丰富，人物也涵盖了多个领域和阶层。尹向东擅长对康巴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叙事，深入挖掘康巴民众的生存本相，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出发，表现出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康巴人物群像。

家族式的悲剧命运

在各民族语言中，“命运”的含义都较为统一，即人类的生存轨迹，是预先注定的进程，无论生老病死、富贵贫穷，都有相应的命数，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力量，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交织，共同编织成人类生存的罗网。小说《风马》中通过描写日月土司家族和主人公家族的苦难历程，在展示了历史的无情和循环的同时，也揭示了命运的不可抵抗。正是这种不可抵抗和不可预知，更加重了人类在面临生存考验时候的无奈和悲剧感。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古希腊悲剧一般被阐释为“命运悲剧”，认为人类的苦难和悲哀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且这种命运是由神支配的，人类无法通过主观意识来改变它。尹向东在《风马》中有力地揭示了人类无法预知的生存危机和痛彻心扉的苦难生活，表现了人类在命运的支配下的绝望体验和生存渴望。随着清朝政府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原本像日月一样闪烁着光辉的日月土司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月土司江意斋入狱逃跑之后遭到追杀，选择自杀身亡，这是对命运的妥协和绝望。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区领导者，却沦为了阶下囚，当他周密策划了一场越狱时，又因为种种巧合导致无人在牢房外接应，从而被人发现。“所有巧合促成了日月土司江意斋前定的命运”，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小说将一个又一个的巧合串联起来，使得故事充满戏剧性和曲折性。入狱后的江意斋如果不逃跑，有可能会像他弟弟一样被处死，他逃不出既定的结果。小说通过偶然的巧合，揭示出了必然的命运，显示了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也表现了人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之下的无望挣扎。如果江意斋只是简单的被处死，故事就较为平淡，一系列的巧合则有助于表现情节的一波三折，使故事更有可读性，人物的死亡也更具有悲剧感，增加了文本的审美魅力。

日月土司去世之后，命运的乌云仍然笼罩在这个家族中。二儿子江科背井离乡水土不服，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小儿子江芳前去木坪土司家入赘，却被当地恶霸枪杀；小太太面对江科、江芳两个儿子的相继去世，积忧成疾，得了肺癌不治而亡。只有大儿子江升，在家族最鼎盛的时候选择出家，却又在家族最衰败的时候选择回家，最终成为济世救人的藏医，卸下了土司家族的光环，回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但小说在这里并没有结束对这个家族的磨难，江升作为参议员前往瓦须部落协调解决部落与地方政府的事，却在完成任务之后感染了风寒，不幸去世。“江升的遗容非常安详，双眼紧闭，两腿盘着，手交织在一起”，江升死去的样子就像活佛涅槃的姿势，他在世的时候一心向佛，常伴青灯，回家之后面对家族的不幸命运，反而化悲痛为善心，帮农牧民免费诊病，他如果不是去外地谈判，而是安心地在康定做他的济世名医，也许不会死。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江升死在了他的善行之中，他的死亡更像是一种解脱，离开充满苦痛的人世间，但他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灵魂却永垂不朽。读者在读到江升的死亡时，内心既为日月土司一家的悲惨命运感到同情和怜悯，也会对江升产生敬仰之情，在哀伤中不会停留太久，反而会佩服江升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精神，并从中体会到崇高的悲剧美感。小说通过描写土司家族的兴衰，将整个康巴地区的政权更替与战乱囊括其中，反映了社会变迁对家族命运的影响，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艺术效果。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指出：“悲剧表现的主要是主人公的苦难。——通常给一般人以强烈快感的，主要就是这悲剧中‘受难’的方面”，《风马》中另一条线是以仁泽民（藏名：仁青翁呷）与仁立民（藏名：仁真多吉）两兄弟为主人公，描绘了底层人物在苦难的命运中努力生存的故事。任泽民和仁立民的父母被朗卡扎的人杀害，兄弟俩从夺翁玛贡玛草原逃难到康定，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在康定扎稳脚跟，逐渐放下了最初的仇恨。任泽明在与熊的斗争中，战胜了熊，一时间成为康定的名人，“那感觉像说书先生讲《水浒》中武松打虎归来”，但在命运的考验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他不小心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勇猛的壮士被诬陷为偷盗者，最后被残忍杀害，引发了读者的同情和愤慨。“枪决时要给他蒙黑罩布，他拒绝了，他跪在山脚，脑袋高高仰着，一直瞪那蓝色的天空，直到枪响”，任泽民死亡的姿态是不屈者的姿态，他成为了黑暗的牺牲品，意志和灵魂得到摧残，但他没有真正倒下，他的抗争精神影响着数以万计的读者。这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悲剧的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泽民的死亡表现出了作者对坚强生命的赞扬，告诉读者即使面对苦难的命运也要展现生命的铮铮铁骨。

“房子建好了，我们再慢慢种上地，从今以后无论这城市多动荡，我们都能安定地生活”，仁立民在任泽民死后走出死亡的悲伤，重新开始面对命运的安排。但一场地震爆发，将新房子瞬间变为废墟，安定的生活成了奢求，人内心的主观愿望与自然界的规律发生矛盾，生存之苦从未停止。作者通过天灾，展示了普通家庭在平凡的生活中的辛酸与苦涩，歌颂了普通民众在苦难面前所表现的顽强意志与乐观精神。即使逃不开命运的罗网，但也要在这片网中找寻生存的力量。

小人物的生存本相

尹向东十分擅长描写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他笔下的小人物性格鲜明，构成了康巴地区有血有肉的民众群像。这一切都源于他平凡的工作履历，“造就了一种平民视野和小人物心态；同时非贵族的血统使他内心涌动着倔强的下层藏族汉子的血性”，在《风马》中，除了家族式的悲剧命运外，小人物个人的命运也充满了苦难，他们有的是街上的流浪者，有的是锅庄里的缝茶工人，有的是疯子，有的是小商贩，这些人物分布在康定的各个角落，艰难地经历着自己的生活，是他们组成了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康定景象。

花婆婆是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康定民间名人。她年纪六十多，却身穿彩衣，头戴鲜花，脸上还画着浓妆，她每次出场，必然要吸引众人目光。花婆婆是一个疯子，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个藏族青年，“俩人在水井子边约定相守一生”，却不料青年跟随驮队做生意，在途中遇上泥石流，不幸身亡。花婆婆听闻消息，精神就出了些问题，她没有等到心上人迎娶她回家，于是她每天都打扮成新娘的样子，以最美的样貌等着青年。“她这样装扮了数十年，从不间断，人们就给她取了绰号叫花婆婆”，花婆婆的遭遇令人唏嘘，失去爱人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面对命运的安排，她无力反抗，却也无法坦然接受，只能通过不清醒的意识抹平人生的苦痛，其实这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对抗，一种对爱执着的坚守。疯了以后的花婆婆拥有了某种预示的神力，比如她玩牛尾巴，不久大清瓦解，“大家才明白是到了割辫子的时候”；她有一天的装扮与平常不同，之后康定就发生了兵变，这些看似荒诞性的联系，却构成了某种预示，使得花婆婆的人生又充满了奇幻色彩。

八斤是小说中和主人公仁立民走得最近的次要人物。他们都是汪家锅庄的缝茶工人，八斤喜欢跟仁立民聊天，渐渐地两人就成为了好朋友。八斤的女人桂枝和狗森格都是他从坟地里拾来的宝贝，生活原本安定且满足，但“不想这日子随八斤去一趟赌场，就有了缺陷”，八斤好赌，家底和借来的高利贷都被他输光，并欠了一屁股债。小两口过着艰辛的生活，食不果腹的时候，森格就在外面叼些野物回来报答主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条狗，因某种缺失，达成了特别融洽的关系，彼此相依，共生温暖，成为康定一个独特的家庭，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这个普通的家庭让整部小说有了一些温馨的气息。八斤无力偿还赌债，债主便邀请长者，为他举行了布弄都木仪式，即今生无法偿还的债挪到来生再还。“八斤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一些，当嘛呢石放到头顶后，他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因此他大声说出的话也带了颤音，他说：‘我今天欠下赌场的这些账，无论怎样，来世我变牛变马再还清，否则，我永世不得再投生。’”小说通过细节描写，反映了八斤的紧张与害怕，让读者意识到这场仪式将会对八斤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汉族的读者可能会像八斤的妻子一样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在藏族的传统看来，来生尤为重要，背上来生的账，意味着来生更加艰难，作者通过描写藏族的宗教仪式，揭示出了命运的轮回以及苦难的无穷无尽，即使今生活得安定满足，但也逃不过来生命运的折磨，正如张爱玲所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风马》描写了很多在康定街头游走的平民，他们永远都是一个人，外界的纷纷扰扰与他们无关，但关于他们的流言却从未消散。卖烟者高爱民和半脸西施周疤子便是流言蜚语的中心。半脸西施露出来的半张脸特别清秀，令人怦然心动。她在十二岁的时候，因为去火场救邻居家的小孩，半边身体被烧伤。此后，半脸西施一直未婚，而高爱民也一直未婚，两个孤独的人因为相似的处境，便被传言捆绑在了一起。“那传言充分融合了众人夸张的想象，比鬼神故事还讲得更神秘怪异”，面对他人的荒诞性言语，高爱民放出了要结婚的消息，这时候高爱民和半脸西施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康定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婚礼带给了“众人莫名的幸福”，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婚礼拉开帷幕，高爱民没有和任何人结婚，“他把自己嫁给了自己”，他用更荒诞的做法止住了荒诞的谣言。原本只是单纯感动半脸西施当年救孩子的热心举动，送了两盒烟给她，却不想惹了谣言。和自己结婚的高爱民，与始终没有出现的半脸西施，反映了孤独才是生命的常态，磨难和苦痛会逐渐被时间抹掉，唯有孤独才深入内心，超越所有的伤痛。尹向东借用旁人的眼光和声音，通过流言推动故事情节，批判和讽刺了一群好事的“看客”，表达了对当事者的支持与理解。

本巴是《风马》中唯一一个受到命运诅咒的小人物。早些年间，本巴从拉萨带了寺庙的货物逃出来，还背了命案，被寺庙喇嘛施了咒语，他的生活中因此布满灾难和陷阱。妻子巴桑每逢本巴出门就会莫名消瘦；大女儿央吉身体过于肥胖导致死亡；儿子平措被人误杀；二女儿德吉一直健康成长，打篮球打得极好，有幸代表康定到雅安比赛，在这扭转命运的时刻，却不小心扭了脚，又遇到一个江湖郎中被误诊，从此成了瘸子。一桩桩的灾难扑面而来，本巴只能默默承受他自己造成的果，这体现了藏族中所信奉的“因果报应”说。这些巧合和偶然的因素，促成了命运的残酷。平凡的小人物面对受诅咒的命运，不断赎罪才能在夹缝中求得一丝生存。“他明白逃再远也逃不过曾经作下的孽，现在一心向善，希望能有所改变”，作者借用旁人的话语，表达了对人性善良的追求，他希望人们即使遭受到命运的折磨，也要保持一颗向善之心，坚强面对命定的痛苦。尹向东通过本巴的故事，旨在告诉读者虽然造化弄人，虽然命运既定，但人类本身也有过错，只有秉持善心，才能拥有美好的生命。

尹向东站在小人物的立场，写出了康定普通人的生活百态，作者用朴实的语言，展现出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人生的体悟。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命运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与坎坷，他们虽然也表现出了屈从和无奈，但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风马》中的家族和人物都笼罩了一层不幸的色彩，尹向东通过描写家族式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命运的循环性和不可抗性，家族里的主人公面对死亡或坦然或傲骨，他们对死亡的态度，才是小说真正要体现的内容。西方悲剧理论家尼柯尔教授认为：“死亡本身已经无足轻重。……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而在描写小人物的方面，尹向东对每一个小人物都饱含了悲悯的情怀，他们的身上存在缺点，命运对他们也并不眷顾，但是他们都具有人性的闪光点。读者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能够感受到人生的艰辛和生存的困境，从而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