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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二郎当

甘孜日报    2018年05月25日

       ◎杨丹叔

       中国儒家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礼的看重。礼,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也因此以礼义之邦享誉天下。然而,对礼的过份夸大和看重,准确地说,对礼的误解和礼的制度化,使中国文化及以中国文化厚养的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鲜明的个性和人格。

       中国在进入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批能人志士对“礼”的批判尤为尖锐。时代在呼唤,人心在呐喊:该是人性的解放和自觉从几千年的“礼”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了。相信,中国未来文明,必将是在一个更高层面和意义上的礼义的觉醒和文明。礼包含的对人生的严谨和认真,永远都是积极和有新意的。与之相比,那种吊二郎当似的游戏人生和虚掷光阴的随意和满不在乎,是礼和任何时代所不容的。一个人到了凡事不认真、不在乎的地步,在行动上没有准则,对己没有严格的要求,其人生之阴暗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历史以来、最具个性的时代之一。那是一个有梦的时代,一个理想和行动并举的大时代。她到达的心灵的高度和种下的精神,将会在未来显现。时代的转折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是八十年代个性的继续,同时也是理想和行动的渐消、转折和“结束”。以男性为例,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身份和性格清单如下:名牌大学的学生,相貌出众、脱俗;有清高而敏感的个性。这些还是那个年代女性心目中关于理想男性的典型词汇。潇洒则是那个时代少男少女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词,涉及人生的各个层面。关于爱情,关于事业,关于人生,关于飞蝶,关于灵魂,关于……。然而,在潇洒之中、在潇洒之后、在潇洒这个词本身,现在回想起来,总让人感觉到有某种不舒服、不是滋味的东西。在匆忙赶路的人群中,停下脚步,憧憬着阳光下的幸福和陌生的人群,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若失在心中。作为同时代的你,在你面对苍茫的人生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呢?

      [典源] 魏巍《东方》六部十二章:“调皮骡子,你可不能再吊儿郎当了,现在身份不同了。”也作吊儿浪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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