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笙清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乡村小学上学。学校环境很差，板凳是学生从家里自带的，课桌则是将两根木桩钉进泥土里，上面铺上木板，十分简陋。

三年级那年开学的第一天，校长带进来一位中年男人，说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校长走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我叫廖可让”五个粉笔字。从此，一直到小学毕业，廖老师都是我们的班主任。

廖老师以前是城里的公办老师，听说是作为“臭老九”调下来的。一天上课时，我跟同学在下面讲小话，被廖老师听见了，要我们俩站起来听课，整整一节课，我们站得腿脚发麻，心里恨透了他。有的同学恶作剧，用墨水在前排的女生衣服上画小狗，廖老师知道后，用竹子削成的教鞭打红了那个学生的手掌。还有迟到早退的学生，经常被廖老师“留堂”处分。

在廖老师的“高压政策”下，我们班的学习纪律有了明显转变，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语文，在期末统考中，我们班比其他两个班考得都要好。那时候，廖老师经常让成绩差的学生放学后到他的寝室开小灶补课，在廖老师的辅导下，我的作文参加了县里的作文竞赛，拿了一等奖，奖状拿回来时，廖老师显得比我还要高兴。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教室的一面窗扇朽烂了，玻璃少了3块，以前一直是钉着白色透明的塑料胶布。刺骨的寒风从塑料布的破洞口吹进来，大家都冻得不行，只好偷偷跺脚取暖。一个星期一的清晨，当我们冒着风雪走进教室时，惊讶地发现教室里温暖了许多，原来窗户上换上了明亮的玻璃，窗扇上还有修过的痕迹。后来听说是廖老师用自己的工资去镇上买了玻璃，利用星期天自己动手装上的。

五年级开学前夕，爷爷害了一场大病，家里负担重，要我退学跟大伯学木匠手艺。开学后一个星期，廖老师就拎着水果、罐头上门探望爷爷。那天夜里，廖老师跟父母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夜，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不读书实在可惜，如果缺学费，他可以先给我垫上。于是第二天，我又背上书包走进了校园。

那时候劳动课多，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摘棉花、除稗草。学习课程根本跟不上节奏，廖老师偶尔发了牢骚，说这是误人子弟，结果被学校批斗。尽管取消了班主任头衔，但依然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因为他的教学质量已成为学校的一块招牌。

我上初中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廖老师落实政策调回了城里。后来我上大学，廖老师还经常给我写信，对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进行点评。就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廖老师因胃癌不幸去世了。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廖老师虽然只教了我短短的几年时光，但他严谨的教风，良好的师德，还有慈父一样的关爱，让我永生难忘。

每当教师节来临的日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可敬的恩师，想起他留给我的那些温暖的记忆，心里就会久久的起伏难平，油然而生的是更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