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华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似燕归来。

1984年的秋天，命运将我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中考成绩发布，我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同学们或走进高中校园，或走进中专学校，而我却四顾两茫茫。

大渡河谷酷暑难耐，蝉鸣声声，让人不胜其烦。父亲得知我不幸落榜，他没有过多地责怪我，他一言九鼎，“你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了，没有考上学校，却戴上了眼镜，对农活一窍不通，还是通过读书改变你的命运吧。”34年前，父亲温暖的话语犹在耳畔。

父亲决定让我补习一年，他能够做的就是带我到跑马溜溜的康定城配眼镜，让我能够学有所成。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得妥，第一次到了泸定和康定，彼时的康定城，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两层楼瓦板房。人生失意，我无心留恋城市的繁华，我与康定仅仅“一面之缘”。

父亲是村里的文化人，因为地主这个家庭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父亲经历过多次惨无人道的批斗，多次死里逃生。因为“不光彩”的家庭成分，我们兄弟姐妹也倍感“耻辱”。

1979年，表哥中考成绩高出录取线30分，但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政审”没有通过，回家务农，表哥腿脚不方便，看到落魄无助的表哥，父亲决意要为表哥讨个“说法”。父亲给州县招办、党委、政府写申诉信，恢复了高考制度，家庭成分不应该剥夺一个人上学的权利。饱尝“文革”之苦的大姨，希望父亲不要固执己见，今年没有被录取，明年还可以再考，如果写申诉信，得罪了官员，表哥只有一辈子呆在农村了，但执着的父亲却“一意孤行”，几封信寄到相关单位后，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开学半学期后，表哥被补录进了师范学校。

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大渡河谷，我家的家庭成分也由地主改成了公社社员。1980年的春天，父亲从公社意气风发地回来，告诉了全家人这个特大喜讯，他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了。公社书记与父亲长谈了一次，父亲发表在甘孜报上的新闻作品得到了县上和公社领导的认可。因为学校教师严重缺编，公社聘请父亲担任小学代课教师，于是，那一年，父亲成为了我的语文老师。

知识分子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父亲喜上眉梢。我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因为动荡岁月，上课的时间非常有限，教师严重缺编，在我上小学的5年时间，代课教师走马灯似的更换，作为80年代的“新一辈”，我昏昏噩噩地度过了我无知的童年。就这样，父亲当了10年的代课教师。教师只是父亲的兼职身份，他还是业余记者，采访发表了大量的新闻稿件，在乡村算得上“知名人物”。但农民才是他的“正道”。包产到户后，作为知识型的农民，父亲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搞科学试验，第一个种植墨茄，第一个开展温室育秧技术，第一个搞玉米肥团育苗……父亲把《农业科技通讯》杂志上刊登的农业技术变成了实践中的“第一次”，荒山变成良田，稻谷飘香，粮食连年丰产丰收，除了交“公粮”，家人天天都能够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理论源于实践，勤学善思的父亲将科技种田的心得写成科普文章，在甘孜报上发表，指导全州农业生产，1983年，州委、州政府给父亲颁发了先进科技示范户的奖状。广阔的农村和改革的动力，为父亲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一个活力迸发的美好时代。

1985年秋天，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迟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我，沮丧懊悔。父亲听别人说我已被成都28中民族班录取，天天到邮电所询问未果，他到泸定教育局询问，依然一无所获。9月初的一天，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给我送来一份已经被拆封的录取通知书，较真的父亲不依不饶，给甘孜报社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报社派记者进行调查，从康定到得妥不足一百公里，挂号信件居然用了半个多月，录取通知书在无关人员手中传阅后才送到我的手里，开学十天后，我才入学，邮电工作人员失职渎职，人为扣押录取通知书的恶劣行径得以曝光，州县邮电部门领导专门到我家致歉，并处分了相关责任人员。

我即将到遥远的省会城市求学，父亲和母亲激动异常。父亲背了粮食到粮站给我换粮票，母亲将我的换洗衣服装进一口核桃木做成的木箱里，为我打好了背包。临行前，邻居大妈给了我8元钱，足够我从得妥到成都的路费。金秋的大渡河谷，丰收的喜悦映红了农人们幸福的笑脸。9月10日，在父母万般不舍和牵挂的眼神里，我踏上了去乌斯河火车站的客车，熟悉的村庄，母亲牵挂的泪水，长长的乡愁伴随我走向未知的远方。作为第一个教师节，沿途村庄悬挂着庆祝教师节和尊师重教的横幅，我的心已经飞向了陌生而遥远的大都市，那里有我的诗和远方。

父亲把他的大学梦在我和妹妹的身上延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一个人的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父亲总是这样勉励我。他以大地为舞台，充满激情地书写农业大文章，书写着他年轻时代的梦想。而我在异乡，在霓虹灯闪烁的大都市，一步步将理想变为现实，于是，我走进了大学校园，虽然只是专科，也有了大学生的“名号”，后来，我从事过短暂的教学工作，再后来，我从事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作为我人生的领路人，父亲像一个出色的设计师，为我规划并实现了人生理想。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高考制度进行了改革，所谓的并轨招生政策开始执行，妹妹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成为了我们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重男轻女的村民们风言风语，认为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没有必要培养。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接受教育，没有性别之分。妹妹从大山走进了山城，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大学时光。如今，妹妹在成都一所中学任教。

新时代，新气象，岁月如歌，父母早已芳华不再。曾经是泸定县最穷的得妥，因为改革开放，因为修建电站，因为发展富民产业，村民的住宿条件由瓦房变成了楼房，阡陌纵横的田野变成了现代气息浓郁的风情小镇。年迈的父母从得妥来到成都，安享晚年。父亲已于几年前去世，在病床上，生不如死的最后时光，父亲总是在追忆，追忆他的过去，追忆我们家的过去。“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医疗保险、修建农村公路，所有的好政策我都享受到了，在有生之年，看到孩子们买房、买车，我也过了几年城里人的日子，农民过上了有尊严有地位的幸福日子，我这辈子没有白活。”弥留之际，父亲安详而知足。现在，母亲在成都过上了休闲安逸的好日子，改革40年，生活如诗如画，这是一个国强民富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筑梦前行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