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子

     又做战争的梦。

     梦是黑色的，但炮弹的爆炸却是火焰烤身似的炙热。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泥土石块搅拌着血肉躯体掀起来，又砸在我的身上。我满脸都是粘糊糊的肉酱。

     一条喷射血水的断腿朝我砸来时，我惊醒过来了。我鼻腔内还堵着血腥味，脑袋里嗡呀嗡地响。

     屋里音乐声还是那么柔和，很催眠的柔和。达瓦在钢琴前头埋得很低，很沉迷地进入琴里的那个柔情蜜意的意境。阿洼老人大哟喝饱了茶水，站起来朝我笑笑，鼻尖红了。他好像说了句诗，好像是什么日上三竿无睡意之类的诗吧，我没听清。我抱住嗡嗡响的脑袋，嘴里是干涩的土腥味。

      阿洼叫达瓦把琴静下，就伸出大手在冰墙上舞动。在银光闪烁起来时，我还埋着头，耳旁仍然是不停的爆炸声。

      过了好一会，阿洼见仍然低着头，没看冰墙上发生的事，就说：“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

      我摇摇头，啥也没说。

      达瓦端了一碗热茶过来，我也推开了。我心里很烦，啥也不想喝，也不想去看冰墙上发生的事。

      老阿洼把冰墙关上时，我眼泪淌了下来。

      我说，我想我的在战场上拼杀的兄弟们。

      老阿洼脸阴沉下来，走过来，手掌抚在我的头顶，像活佛在给我摸顶赐福。可我的心还是平静不下来。达瓦的热茶又送来了，我接过来，灌了下来。嘴唇还是很干很涩。

      老阿洼给达瓦递了个眼色，他们静悄悄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人。我看着冷冰冰的石壁，还有一声比一声响的滴水，心里的那一丝让水压下去的火苗子又腾地烧起来了。

      我对着彩绸一样轻盈飘荡的火苗，讲起了我的故事。鼻腔很堵时，我使劲吸吸，似乎嗅到股浓烈的硝烟味，那是战场的气味……

战争来临了。

      那个时候，我们在消息闭塞的四川，战争只是报纸上的消息。可战争还是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们偏安在天府之国里还是嗅到了战火硝烟的气息。

      那一天，空袭警报突然在成都响起。举旗的执警招呼人们快躲，人们还以为只是次演习呢，嘻嘻哈哈地朝茶馆酒楼里走。轰隆隆，一串强烈的滚烫的热辣辣的爆炸声响起来时，哄闹的人们才哑了，惊恐地四处乱跑，寻找躲藏的地方。

      就在那一天，我没上课，朝小玉的女校跑。我去劝她回乡下去，那里比城里安全。她们学校已经停课了，她上街宣传抗战去了。

      警报又嘶声叫起来，街上的人没有灵魂似的四处乱跑，寻找躲避的地方。我在乱砖块和燃烧的屋梁柱里寻找，喊叫声把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没找到小玉，到处都是炸碎的肉块，带血的衣服高高挂在树枝上……

      那一天，成都城内炸死炸伤上千人。我在医院里也找遍了，没有小玉。谁也没见到她的身影。她死了，她的同学说，看着她在街上跑，跑着跑着就让一串又一串爆炸声淹没了。

      我们学校内，火烧得很旺，血红的火焰里，我又看见了那幢古老的木楼。那幢石老的木楼有精细的雕花，可在火焰的折磨下咝咝咝地呻吟。我看着那幢古楼最后在火焰里颤动了一下，然后像一具朽脆的骨架似地塌掉了，灰尘与火星一起溅了起来。

      那幢楼是百年前的戏楼，后来成了我们学校的会议室和舞厅。可是，在这夜日本人的轰炸中，让一颗燃烧弹烧掉了。我与好些同学看着木楼塌掉，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就在那一刻，我们决定投笔从戎。那时，正在招幕大量的学生兵去印度受训。我们连夜渡河，去接兵站报了名。第二天就跟着大批的新兵向昆明出发了。

      我没告诉家里人，其实小玉死后，我再无牵挂，老父亲与母亲有大哥照顾着，不用我担心。

      只在昆明呆了几天，就塞进一架架运货的飞机朝印度兰姆伽去了。

      我不想说在飞机上受的折磨了，那时为了让飞机多塞点人，让我们全脱下了棉衣裤，只穿着薄薄的单衣就朝高空飞去，在穿过喜玛拉雅山口时，全都冻成了冰柱子，只有喘气的声音，再听不见啥响动了，连颤抖都没劲了。到了兰姆伽时，阳光灿烂，我们全躺在了地上，让温热的阳光烤晒。我们不知道，就在那架飞机里，就冻死了好几个兄弟。他们是想打日本人的，可是却死在了万米天空上，不是死于刀枪，死于高空的酷寒。

      喜玛拉雅南面的兰姆伽，让火一般强烈的阳光烤成了焦黑的面饼，那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干燥的风滋养着大片顽强生长的热带植物。驻印军的特务训练营地就在一片生满仙人掌的沙滩上。我与另外五个同乡编在了一个特务营里。

      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吧，这个特务营是搞情报的，对人员要很高。

      我们排长崔老大是新三十八师的老兵，参加过同古保卫战，曼德勒救援，在野人山里九死一生。他额上脸上大块的刀疤让他看起来冷酷威严。他很讲义气，一听说我们是从川西来的，就拿出久不喝的半瓶酒，一大包五香胡豆，与我们五个川西汉子喝了一夜。他说，别听他的嗓音是湖北黄冈那一带的，他是地道的川西人，老家就在山清水秀的清衣江畔的雅安。说起家乡，他流泪了，说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着他闯荡了湖北那一带。那个时候，大半个中国都在打仗，兵灾横行，民不聊生。父亲想在另个地方闯出个生路，就带上他离开了雅安的亲人们。父亲说，他离家时，母亲正大着肚子，至今都不知道母亲给他生下的是弟弟还是妹妹。

      崔老大滋地灌了一碗酒，眼珠都红了。他把一口浓痰呸到地上，说你们谁找张纸来？他上衣口袋里有支派克笔，旋开笔盖，在笔尖上舔了一下，想写又没写，抬头笑了，说：“在你们这几个大文人面前写字，我下不了笔呀。来，你们谁来写？”

      我们都说，还是大哥写吧。大哥写什么只有大哥才知道呀，假如是给嫂子写，我们怎么能代替呢？他都给了我一拳，谁是谁的嫂子呀，你大哥光棍一条，死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哪去找嫂子呀。

      就我代他写了。他说，写上你们的名字和老家的住址。一人写一张，假如谁在战场上殉国了，活下来的就凭这张纸找到他们的家里，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家里的人。

      我一笔一划很认真地写了。我们五个人，老大崔排长，湖北黄冈柳下村。白面书生张家果，四川成都半裁巷。胖子王要强，贵州盘县阿洪乡。秃子胡南阳，四川广汉柳家湾村。还有我，西康康定白土坎村。我写了五张纸，崔大个让我们一人要一张，一定得收藏好。

      秃子看着纸条，噗地笑了一声，说留着这纸，不如一人留一迭纸钱，谁死了就烧给谁，以阴间地下还可以吃顿酒饭。崔大个就一拳揍在他脸上，说我们这是为兄弟做正经的事，你说这话是在咒大家去死。秃子胡南阳捂住红了半张的脸，没话说了。后来，在攻打新平洋那一仗时，一发炮弹就把他半个秃顶掀了下来，红的白的东西溅了我们一身。

      在受训练的日子，虽说很苦，但兄弟们都在一起，是快乐的。我们很快就换上了全美式装备，皮鞋都有两双，哈，简直奢侈得像是阔少爷。吃不完的牛肉罐头让我们都强壮起来。特务营训练很苦，啥都得学都得很精，骑马开车，驾坦克，玩各种枪械，发报绘地图。那里天天火辣的阳光烤晒着，我们的皮肤变得又黑又亮。开拔那天，崔排长钢盔一扣，头一昂，像战神似的威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