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嘎子

我们在康定师范校读了两年的初中，在我的记忆中，换得最勤的除了数学、物理老师，就是学校最大的当权派，我们叫作老当的那种人。

那个年代，康师校好像是个中转站，那些曾经打入牛棚的走资派们在解放出来时，州里好些单位安排不了，就暂时放在康师校里。这样，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都呆不了多久。

最早的老当是吴老当，他是个老革命，一口的陕西话。个子不高，衣着朴素，一身老蓝布中山服，只戴着的帽子是呢帽，干干净净没沾一丝灰尘。只要我们上课，他就在窗外走来走去，有时朝窗内瞧，有谁不好好听讲，他就用手指敲窗户。有时，他又悄悄走进教室，在最后无人的座位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一节课。他不怎么说话，我们却很怕他。因为他想说的话大多留在了每周开的思想教育会里了。他用与我们不一样的声腔说着一串串革命大道理，越说越快，我们没有谁能听清听懂时，他还在不停地讲。这时，我们坐不住了，说话的、打闹的就开始了，他像没看见似的，也不制止我们，任我们打闹。好不容易讲完了，我们也解放了，没等他从台上下来，就轰地冲出门去。

吴老当的女儿也在我们年级，那个叫燕子的梳两根小辫子的女孩，总是躲着她的父亲，有时我们对她说，你的阿达是吴老当，她的脸就红得要喷出血来，捂着脸好像很害羞的样子。吴老当没呆多久，就调走了。

下一任老当姓赵。赵老当个子很高大，走路腰板总是挺得笔直，也戴顶黑色的呢帽，中山装也穿得整整齐齐，紧扣着领扣。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在学校坝子里骑自行车，那种很高大的28圈自行车，一圈一圈地骑，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很享受的样子。有人说，他就是新来的老当，我望了几眼，就没当回事。他在给我们开会作报告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比苦更苦的那种难受，因为他不像吴老当，讲什么，不管你听不听，他讲他的，你玩你的。赵老当不一样，他讲话时，谁也不许打闹，他揪出来就会提着耳朵揪到台上来站着，谁都怕他。可是他说的话，比吴老当还难听懂，但还是直着耳朵听，心却朝遥远的地方飞去。

记得他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带饭蒸饭了，而是在学校食堂开伙。学校的饭是蒸在一个个铁盒子里的，倒出来就成一个个小方块。好些时候，也许蒸笼里火力不均匀，有些铁盒子里的饭是夹生的，很难吃。我就遇到过，加上那天打的盐水煮萝卜很难下咽，吃了几口哽在喉头很难受，就想找个地方把饭倒掉。我找来找去，终于在办公室旁找到一个小垃圾堆。胆怯地左看看右瞧瞧，没有人时，才把没吃完的饭倒掉。刚倒空碗里的饭时，我的耳朵让人揪了起来，我歪着头一瞧，本来就脆弱的小胆子哗啦啦碎裂了。是赵老当，一脸的严肃，牙齿紧紧咬着好像很愤怒。他把我揪到墙根站着，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两天我都在揪倒饭的人，终于让我揪到了。他指指垃圾堆上的饭，说这么白白的大米饭呀，你的爹妈都没教你要爱惜呀！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脸烧得厉害，啥话也说不出来。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农民种庄稼多辛苦呀，粒粒皆辛苦呀！你知不知道！

我说，知道。

他怒了，知道你还倒！

我鼓起勇气说，饭是夹生的。

他说夹生的就不能吃了？

我咬了下嘴唇，大声顶了一句，是不能吃。我们不是鸡，鸡才啄生米吃！

他气得说不出话来，指着我脑袋的手指都在颤抖，啊了很久才说，你还敢跟我顶嘴！

我啥话都说不出了。

那一天，他揪着我，在学校靠办公室的墙边教训了好久，好些老师和同学走过，都对我赏一副鄙视的眼神，平时就一脸冰冷的苟老师还指着我说，这样的学生真该弄去劳教，让他尝尝种庄稼的辛苦，他才明白粮食有多珍贵。他一说，我受不了，就咬着嘴唇哭起来。赵老当就抱着手臂站在那里看我哭，过了好久，他才说，你回教室去，好好写个检讨，要写深刻点。我才慌慌地朝教室跑去。那一刻，我真怕他又揪住我去把垃圾堆上的饭菜捧起来，吃掉。当然，我回头时，正看见他小心地把饭菜捡起来，装在一张报纸上。他说这饭多可惜，可以给学校喂的猪送去。

这件事，让我伤心了好久，看着赵老当就远远地躲开。

那个时候，我与他都不会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未来，我竟然娶了他的女儿，他也不知道，那个倒了饭糟蹋了粮食还敢顶撞他的，傻瓜一样的小男生，竟然是他未来的女婿。现在，我还在想，也许他揪住我耳朵那一刻，就把未来的那个缘分空间打开了。

赵老当走后，又来了郑老当。郑老当是四川人。据说，他曾经在《四川日报》做过记者，我们对他崇拜极了。他也爱开会，爱讲大道理。说话风趣，开会也不觉累了。可是，很多革命道理，从他嘴里鲜活地出来，压在我们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少男少女头顶时，还是感觉到很沉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