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在写作手法上，整部作品没有刻意以情节推动情节、以悬疑设置悬疑。实际上，那种通过线索的复杂化来模糊读者注意力，再通过情节渲染来推动阅读逻辑建立的写作，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想象上的完美情节，而当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都运转于复杂的过程中时，不经意暴露的问题肯定会随之而来。

记得刚读过亚平兄的散文集《长安物语》，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汉中日报》上，不成想一个长篇又送到了我的手上。与亚平兄交往多年，知道他写过小说，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最近几年他在编刊的同时，一直都写的是散文。我特别喜欢他的文风，像他的为人一样，与人交往不争不躁，文字也总是不慌不忙，涓涓脉脉地慢慢流淌，清逸又真诚。然而小说毕竟是一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为使人物的性格饱满，就必须跳出自己的语言系统，跟随人物特点的需要，匹配出相应的话语风格。而且，那种过于冷静的叙事方式，也不利于情感冲突的准确表达。对于个性平和的亚平兄来说，小说的丰富和复杂性他会怎么驾驭，是我最想知道的答案。然而当我打开书页之后，所有的疑虑便已迎刃而解了。

《南山》借用一系列刑事案件侦破故事的外壳，揭示了一个基层派出所细微琐碎的日常经历和警察们的精神世界。其主线是坐台小姐王翠花裸死案的侦破过程，以及由此牵连出的7.23杀人案、麻醉抢劫案、绑架勒索案和李小峰初犯盗窃案。而副线则反映了草根阶层在生活中的无奈，同时穿插进若干相关人员的命运线索，并藉此形成了主副线交织的丰富结构。

作品以裸死女尸的侦破为主轴，由此而展开了警察们忙乱的工作日常，以及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现状，这种最接近事物本源的文学叙事。“忙乱”是长久以来公安干警的纪实写真。“忙”是社会转型期形成维稳压力的必然反映，那种要么在案发现场，要么就在去往现场路上的工作节奏，完全不是“白加黑”与“五加二”能总结涵盖的常态现实。而“乱”则是队伍建设面临发展速度的无奈后果。

当然，对于一部行业元素主打的作品来说，要读懂其中的某些写作意图，还是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专业常识和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的。亚平兄在介绍他的作品时说，他初创完成后又几易其稿，期间经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其中的内容又是他采写政法新闻时积累的素材。现在来看应该都是二十年前，也就是千禧之交前后的事情了。应该知道的是，那个时间正是我们高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到了法制建设都难以适应的程度，以致直接催生了97新刑法的诞生。而为之配套的刑诉法，也在96年完成了由公有制背景向市场特征转型的修订。可见，政法工作正处于新旧交换的巨变中，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动荡中。作品所反映的那种依赖人海战术的刑侦工作，反映的就是那个时期，在数字型人口红利支撑下所形成的思维惯例和工作常态。而在案件侦破上，主要就是靠人力，下笨功夫，进行撒网式摸排。如今，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技术革新让结构型人口红利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市场。也就是随着新一代知识型刑警队伍的崛起，刑侦手段也已经升级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科技化应用已经让案件侦破方式彻底焕然一新了。然而回顾那段不易的岁月却仍然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能从司法制度改革发展史的角度，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当时的贡献和问题所在。同时，对应着新时代的到来，也能让我们看到发展的艰难和不易，以及履行好人民警察职责的艰辛和付出。因为历史是社会的大线条概括，而小说则是对其细节的还原和补充。所以毫无疑问，这部作品弥补了公安志中所匮乏的这些细部肌理和逻辑脉络。亚平兄在书中尽其所能的在为过去构建着它应有的生命形态，使之成为一个个警察的鲜活存在。他在为公安干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不忘进行了一些社会层面的探索性思考。

从文本结构上看， 如果说《南山》的主线勾勒了叙事坚硬的物理轮廓，而副线填充进去的则是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

老黏告状的情节是一条隐性的调节线，成为拉长文本宽度的重要内容。作品以此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应有思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了社会救助机制的不可或缺。还有走投无路的偷车贼马小峰，从人性执法的侧面，与前者一起共同构筑了作者悲悯之心和大爱之情的价值表达。还有拾荒者狗蛋与发廊妹小芳的情感发展线，则更是作者内省心怀的抒发处，在此表达了对底层人员生活状况的深切同情，和对于人情冷暖的应有关照。

政委胡世民的社会关系线，讲述的是在那个全民经商的背景下，由一切向钱看引致的官商联姻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推进，泥沙俱下的社会现实成为了那个时期不可回避的一幕。这一人物的设计其实并不对应具体的什么原型，而是聚焦了市场化进程中，人们财富意识觉醒后所出现的全民经商的社会现实。他以批判的视角介入，直面由此而生的社会乱象，并在人物形象的逐步转变中，给出了走向法治的深入思考。期间又穿插着记者兰波的采访线，通过一个记者的笔触，直面并抨击了投机钻营的社会问题和道德沦丧的丑恶现象，反映了理性觉醒后所应有警惕。

在写作手法上，整部作品没有刻意以情节推动情节、以悬疑设置悬疑。实际上，那种通过线索的复杂化来模糊读者注意力，再通过情节渲染来推动阅读逻辑建立的写作，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想象上的完美情节，而当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都运转于复杂的过程中时，不经意暴露的问题肯定会随之而来。真正经典的叙事，往往在情节上并没有过多的戏剧化处理，也不会刻意去营造不必要的跌宕起伏，而是通过事件本身的自然条理，吸引读者的逐步深入。尽管有一些悬疑能设置出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效果，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一定会有明显的雕琢痕迹，而不是如《南山》一般的云淡风轻。《南山》完全摆脱了悬疑逻辑的形式和结构，而是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人物的处理上，对于情感的处理下了极大的功夫。尤其是其中的情感细节，更是成为了这部作品的加分项。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很难想见这是一部长篇的处女作，无论是整体话风所呈现的警局味道，还是故事推进过程的严谨性，都仿佛是一场亲身经历的记忆还原。然而在这一坚硬结构的包裹中，还潜藏着作者的一颗有温度的心，所以书中穿插了不少浪漫主义的描写。无论是拾荒者狗蛋的爱情还是发廊妹的倾心，让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作家重情重义的内心主张。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书写，反映了作者对于真情的急切渴望和向往。如他的性格一样，对于丑恶问题的批判，他也不会简单粗暴的斥责。比如政委胡世民老婆经营洗浴中心中的违法问题，他就是选择用沉默的方式，以对她出场资格的剥夺，表达出了自己的价值站位，和对她的否定与拒绝。这一反面人物经过艺术处理后，色差已经极度淡化，虽然没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惯常式结尾，但其鲜明的性格、富有时代感的代表形象，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文本的表达上，几个案件的作案者，虽然也都造成了令人发指的恶果，但是作者并没有以渲染嗜血来博取眼球，而是通过深入思考，让我们在回顾那段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时，认识到如今的稳定多么不易和重要。尤其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艾美丽的悲剧式描写，她那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怨悔，伤痕累累的打工经历，还有充满暴力的婚姻，以及一贫如洗的家庭和体现出的生活的挣扎，在揭露其不可饶恕罪行的同时，也抨击了人性的弱点，引人发省，意义深远。

《南山》所呈现的就是，一起并不复杂的凶杀案，然后逐步挖出来了几个并不老练奸诈的嫌疑人，以及由此而带出的关联者，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经历描绘着打工者进入大城市的浮世绘——由于长期的城乡屏障，他们虽是这座城市的贡献者，却没有权利去分享城市的便利与舒适，所以注定了只能是繁华背后的局外人。这些人生活粗卑简陋，心灵空洞荒芜，以致常常沦为了“饥寒生盗贼”的实证者。但是谁生来就是坏人，就是恶魔呢？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让人走投无路时，有人苟且偷生，有人铤而走险，而这也正是基尼系数所揭示的伦理问题之所在，也是作者在此的思考。

法律是无情的，但是立法和执法的人却不可能泯灭了人性。正所谓法不容情人有情，尤其是要能看到，法出于情、法不避情、法外有情更是立法时就已经沾染上了的印记。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法”的本来面目，它并不应该仅仅只是简单粗暴的“打击”二字，而是更重要的“教育”和“指引”。因为以“打击”为主就难免会形成情绪的对立，使“以怨报怨”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法律就会沦为以暴制暴的手段，而无法维护社会的平稳与安宁了。倡导法治，其实主要是要使“依法”和“守法”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试想，当“严厉打击”和“坚决打击”这样的词汇不绝于耳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体会到法律的依靠和保护？这是管控型管理模式所不可避免的后果。就管控来讲，古今中外再没有谁能比大秦帝国的管控更加周密了，但是严刑峻法却并没有带来基业的久安与稳固，反倒是由于情绪的极端对立，而遭致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风暴，最终留下了二世而亡的哀叹。应该知道，法律的教育、指引和预测功能更为重要，这些功能的发挥将告诉我们，这时的法律就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底线了，而是能让我们知道是非的标准，明辨好坏与对错；能够指引我们的价值取向，选择出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告诉我们守法的好处和违法的后果，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树立起“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的文化习惯。而这些，都是在引导着我们的精神追求，也就是社会的道德方向。亚平兄的作品给我们讲述的，就是这种法不容情人有情的重要意义。好的艺术一定是贬恶扬善彰显善美的，这是《南山》的价值立场，也是我欣赏它的地方。

不仅如此，在每一件案件的侦办中，在对待每一位当事人的态度中，都极力倾尽了作者对于正义的伸张和对于宽爱的解读。作品就是这样通过叙事伦理的自性再造，以平实表达了对宏大的拒绝，用素淡过滤掉了文本的浮夸，并以此建立起与读者的深度信任，从而讲述了作者心中对于和谐与温情的定义。